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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9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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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文梅
康典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金融家代表之一，因其執(zhí)掌粵海重組、新華上市轉型等成功經歷，被媒體形容為“救火隊長”，熟知者也稱他為“老爺子”。2016年，康典從做了6年的新華保險董事長任上離職。在他看來，自己的人生后半場，除了盡享“一葉扁舟泛江潮”的愜意，還有更重要的事不能忘記和拋卻，那就是“公益”。
康典和夫人劉桂曾做過一家基金會的捐贈人。有一次，康典去這家基金會的一個公益項目點探訪，那是距離北京不遠的河北興隆縣一個山區(qū)學校。在學生宿舍里見到的一幕讓康典既震驚又心酸——孩子們的床上根本沒有鋪蓋，竟將廢舊的水泥袋和牛皮紙摞起來鋪平當褥子，學校條件之破敗簡陋讓他至今難忘?；蛟S，這也是他堅持做鄉(xiāng)村教育公益的原因之一。
有感于此，康典和夫人劉桂商定發(fā)起成立北京桂馨慈善基金會，旗下公益項目以鄉(xiāng)村教育為主，支持貧困地區(qū)的學生和教師。2008年11月，北京桂馨慈善基金會正式注冊成立。
身為金融家的康典做公益后開始變得“斤斤計較”，大錢要算清楚，小錢也要算得明明白白。
采訪中，康典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我們能有1000個桂馨之友(個人捐贈)，每十年周轉一圈，每年10%，一年有100個桂馨之友愿意捐贈，一人捐贈1萬塊錢，這就是100萬。另外，如果每年能有50個‘桂馨之翼’(機構捐贈)，每年每個機構能捐給我們10萬，那也能有500萬元的捐贈收入了。這樣每年可募集約600萬元捐款來支持基金會的運作。”
說到這兒，康典笑起來，他說當年給秘書長樊英講述這種項目運作模式，樊英說“就跟聽天書一樣”，而且發(fā)愁“到什么年月才能完成這個計劃啊”。
轉眼十年過去了。截至目前，桂馨基金會已形成以桂馨書屋、桂馨科學課、桂馨鄉(xiāng)村教師支持為核心的項目體系，同時相繼開展了桂馨之橋助/獎學金、桂馨生態(tài)助學、桂馨營養(yǎng)餐、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職業(yè)教育等多個公益項目。截至2018年，桂馨基金會已在18個省份、73個縣實施教育公益項目398個，累計有5858名志愿者在桂馨公益項目中貢獻了101.5萬個小時的志愿服務，惠及109.6萬名鄉(xiāng)村師生。
康典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做公益，只要用心做、堅持做，不要浮華急躁，不要心存雜念，心靜下來，總能做成。
這其中凝聚了一位七旬老者的睿智與淡定。“如果我認為這件事是正確的，而且在我的整個人生設計里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我做事是不太在意外界怎么想或怎么評價的，想好了，就按照自己的節(jié)奏和既定的目標向前走就是了，如此而已。”康典說。
中國鄉(xiāng)村教育是民族基業(yè)之本
《公益時報》：桂馨基金會成立10年來，為什么始終將公益項目的核心著力點放在鄉(xiāng)村教育?
康典：翻開歷史書看一下，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文豪、大學者都是出自農村私塾，歷代的進士、舉人、狀元，有多少是生活在京城、出自都市大學堂的官宦子弟?實在不多。
我在新華保險工作的時候，我的很多同事都是從非常貧困的農村出來的。曾經有一個同事告訴我，他老家的村子里至今保留著這樣的習俗——誰家的孩子考上大學，全村人都要出資支持。村里再窮，祖輩人都認可并傳承著一個信條——讀書是很光榮、很有出息的事。
但是如今這種古老美好的傳承已經斷了?，F在，農村民辦教師地位低下，待遇很差，應該享有的保障和權利都沒有了，被當成“志愿者和義工”，領取很微薄的生活補貼。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學校在逐漸衰落，家長們都進城打工了，留下這些孩子該怎么辦?國家讓大批農民工進城來支持和推動城市建設，放眼望去——都市地鐵、高樓大廈全是這些農民工蓋的，但是他們的孩子為什么就不能得到應有的教育保障呢?
從這一點出發(fā)，我們桂馨基金會就是要堅決去做支持農村教育的事，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去幫助那些在中國農村教育的最底層苦苦掙扎的人，這是為了這個民族和這個國家的未來。這是我的理解，而不是隨隨便便地選一個公益項目去做。
《公益時報》：“公益”于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康典：人應該有慈善悲憫之心，即使自己過得好，看到別人過得不好時，你要有一顆同情心，愿意去幫助別人，這是一個健全的人格所必須具備的要素。如果愿意把這種美好的發(fā)心放大，可以通過一個平臺來做。我既然具備了這樣的能力，為什么不做呢?我自己給自己提要求，我一年收入的10%要捐贈到公益項目中去，另外也一直在支持這些年基金會的日常運營，包括房租投入，雖然沒有詳細地計算到底捐了多少，但我一直努力在朝這個方向走，這就是回饋社會、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這應該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但是，做公益一定不是一個趕潮流的事，你的發(fā)心和善意可以持續(xù)多久，你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為公益奉獻和投入，時間終究會證明一切。
公益不是“炫富臺”和“明星秀”
《公益時報》：你多次表示，不要把做公益變成“炫富臺”和“明星秀”，你覺得這種現象普遍嗎?
康典：這種現象并不鮮見。不排除有人是以不合法合規(guī)的渠道來賺取暴利，在擁有大筆財富之后主動介入公益慈善，求得內心的一種“安寧”。更可怕的是另外一種人，他們拿出原本就并非正途得來的財富中的一點點投入公益慈善，沽名釣譽，以賺取公眾信任和社會榮譽。一旦擁有了某種榮譽和光環(huán)，他們又會以此為資本去撬動和攫取更多的財富資本，這對整個社會造成的隱性傷害是無法計量的。
《公益時報》：現在不少社會知名人士或企業(yè)家也在投身公益。
康典：做公益當然是好事，越多人做越好。但是，做公益是要認認真真地俯下身子、百分之百投入去做的，桂馨基金會如果沒有秘書長樊英帶領的這樣一個專業(yè)化公益團隊也是做不成的。即便你在原來的職業(yè)平臺上事業(yè)做得很大很成功，但就公益而言，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投入，沒有專業(yè)的團隊，你也是做不成的。做公益不是說搞點錢過來放在這就算完，錢倒是籌了不少，但你的項目呢?為什么社會公眾對公益有質疑、有看法，就是因為不知道那些錢最后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公益時報》：看來你特別重視公益組織善款的透明公開?
康典：桂馨基金會籌到的每一筆善款，哪怕是一分錢一毛錢，我們全部都能說得清楚——用到了什么地方、什么學校、什么項目，以什么樣的方式惠及了多少人?每一筆賬我都可以拿的出來。任何時候，你去我們的項目點、項目學校，你去問那些老師和學生，他們也都能回答得一清二楚。
有一次，桂馨的一位捐贈人事先沒打任何招呼就自駕去了基金會在湖南的一個公益項目點進行“飛行檢查”，回來便和秘書處做了溝通，并提出一些批評和建議，但對項目的執(zhí)行和落實非常認可，因為他知道了我們是真的在做公益，沒有虛的東西。
正因如此，桂馨基金會規(guī)范財務操作和信息公示，基金會中基透明指數(FTI)持續(xù)保持滿分，連續(xù)兩年獲得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評選的“慈善透明榜樣”。2015年，桂馨基金會榮獲第七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fā)展論壇組委會獎;2016年，桂馨基金會獲評“5A級社會組織”;2018年，桂馨基金會先后獲得中國慈善榜基金會(非公募)榜單TOP50、中國慈善信用榜TOP30。我們珍惜這些榮譽，也會拾階而上，繼續(xù)努力。
《公益時報》：作為創(chuàng)始人，你對桂馨基金會內部治理和外部運營有哪些基本要求?
康典：我一輩子做商業(yè)、做金融，我認為現代化的企業(yè)制度里面包含的很多東西，是公益機構完全可以借鑒甚至采納的。我也試圖將這些東西融入到基金會的運作當中。一個好的公司肯定有一套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那么一個好的NGO組織也應該有一套健全的NGO治理結構，比如發(fā)展戰(zhàn)略、運營管理、風險控制、理事會制度、溝通協調機制、資金籌集使用機制等，建立這樣一個治理結構是需要科學的管理制度的。
美國著名的管理大師德魯克關于NGO組織的管理有著專門的闡述。實際上商業(yè)與公益之間相互借鑒的通道是暢通的，企業(yè)和公益機構都屬于一種組織結構，都要求籌到更多的錢，同時又要求籌集的資金能夠取得一種最佳效果，二者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
對于基金會本身而言，當這個組織發(fā)展的越來越壯大，資金籌集的越來越多，對于管理者來說也會遇到許多以往不曾碰到過的問題，所以他們也需要開拓新視角、采用新方法，以應對挑戰(zhàn)和困難。
目前，桂馨基金會擁有一套良好的治理結構，其下設若干個子基金，從最初200萬元注冊資金起步，現在已經達到了幾千萬元的運營規(guī)模?；饡硎聲兔貢幹g的溝通沒有障礙，經過這些年的共事和磨合，理事會對基金會的公益項目執(zhí)行高度認可和信任，這種良好的基礎對于開展公益項目是十分有利的。
《公益時報》：商業(yè)與公益的關系一度是業(yè)界熱點話題，你怎么看?
康典：如果你是公益機構，那你的宗旨、你的靈魂、你的本質就是公益。你在做公益的過程當中，可以適當地兼顧你的商業(yè)利益，我也能理解、也不反對。但是，你不能把公益從屬于你的商業(yè)利益，把公益變成你為了謀求某種商業(yè)利益的門面，那就錯了。
我們大概是中國公益圈里面唯一一個人家要給我們捐款，我們卻拒絕的基金會。曾有一家機構要給我們一筆數額不小的捐款，但我們覺得這筆資金在運作方面的嚴謹度和規(guī)范性與我們的基本要求有些相背離，就毅然拒絕了這筆資金。這種高度自律也是桂馨從創(chuàng)始之初就嚴格遵循的傳統(tǒng)。公益機構的資金就是公益用途，就是?？顚Ｓ?，不能承擔任何的風險，所以必須是非常保守、安全的。做公益就是純粹的做公益，你是不能謀取商業(yè)回報的，二者一定要切割。如果說在這過程當中能夠順帶給你帶來一些較好的影響，我覺得也能接受，但不能本末倒置，搞顛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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