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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7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木蘭
義賑是從光緒年間開始興起的一種民間慈善救助行為。其特點是“民捐民辦”，即由民間自行組織勸募、自行募集經(jīng)費、自行向災民直接散發(fā)救災物資。
義賑與官賑相對存在。官賑在中國封建社會十分普遍，尤其在清朝，政府對于災荒的賑濟，已經(jīng)形成了一套頗為嚴密的制度(詳見8月12日《公益時報》16版《古代賑災：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但到了近代，封建制度日趨腐敗，積弊叢生，官賑的種種黑幕令人難以容忍，已經(jīng)不能使受災百姓真正獲救;同時，外強入侵，國勢日衰，官賑幾乎賑不勝賑。該背景下，一些民間的有識之士謀求改變局面，義賑活動相繼而起。
晚清的義賑組織吸收了西方社會救助方面的做法和經(jīng)驗，形成了有規(guī)模、有系統(tǒng)的賑災網(wǎng)絡。其完善的機構設置，對當下公益組織的發(fā)展，仍有借鑒意義。
由“依托機構”派生
晚清的義賑組織在組織結構上，不同于一般的民間慈善組織。它不同于會所、公所、義莊等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以地緣或血緣等關系建立的慈善組織;也不同于清末開始出現(xiàn)的專門的、獨立的不依附于其他機構的慈善組織，如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等。從組織成立的角度來看，晚清的義賑組織是由其他各類機構所派生而來，也就是說，每一個義賑組織都有一個依托機構。
義賑組織和它的依托機構在人員、資源甚至組織名稱等方面高度重合。比如：1877年成立的上海輪船招商局(義賑組織)依托機構是輪船招商局，同年成立的蘇州桃花塢公寓籌賑公所依托機構是謝家福公寓，1878年成立的耕記絲?；I賑公所依托機構是耕記絲棧。
這些依托機構性質不同，包括傳統(tǒng)善堂、現(xiàn)代企業(yè)或商業(yè)組織、傳統(tǒng)金融組織、紳士家庭等等。它們的共同點，一是都擁有大量的社會財富;二是機構內部都有自己的資源系統(tǒng)和網(wǎng)絡;三是這些機構的背后基本是由紳士階層的人士在主導工作。
事實上到了近代，資本主義萌芽已經(jīng)興起，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jīng)濟力量不斷壯大，因此紳士階層勢必產(chǎn)生提高社會地位的訴求。賑濟行為不但是各級政府贊譽的對象，也為社會的道德習俗所推崇，自然就成為了這一群體進身高層社會的途徑。
同時，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社會，由于近代戰(zhàn)爭頻繁、國庫虧空，朝廷不堪負擔高昂的開支，捐輸之門順勢打開。有記載顯示，上海的買辦階層徐潤、鄭觀應以及民族資本家葉成忠、朱褒三等人都是通過捐納而獲得了職銜。這些都成為依托機構辦賑的客觀因素。
“派出機構”執(zhí)行項目
晚清的義賑組織板塊分為三部分，除了依托機構外，還有派出機構和分支機構，它們是由組織的基本功能決定的。義賑組織奉行的原則是民辦民捐，因此在運作上包含兩個基本環(huán)節(jié)：籌賑和放賑。分支機構負責義賑款項的籌措募集，類似于現(xiàn)代基金會的籌資部;派出機構是辦理賑款的發(fā)放與各類工賑事項，類似于現(xiàn)代基金會里的項目部;上文提到的依托機構則負責領導統(tǒng)籌，類似于現(xiàn)代社會組織里的理事會。三部分三位一體，各司其職。
派出機構的工作很繁瑣，它們在災區(qū)首先要進行查賑，再根據(jù)戶口將賑災款項直接發(fā)放到災民手中，因此查賑局在義賑派出機構中處于主導地位。一些機構還制定了《查賑章程》，內容包括：須多邀同志挨戶查賑、查戶宜簡從節(jié)費、查戶宜趕緊等。
如果災區(qū)糧食緊缺，辦賑的紳士還會再開辦粥廠進行食賑。事實上，由于災荒的性質和程度不同，這些派出機構所設立的辦賑項目和施救對象都是有所側重的。也就是說，派出機構的辦賑類型是多樣化的。比較廣為人知的派出機構類型有粥廠、掩埋局、收贖局、撫教留養(yǎng)局、工賑局。
除了粥廠外，掩埋局也是救治大型災荒的主要措施，災情嚴重加上持續(xù)時間過長，往往會造成餓殍遍地。如果尸體不能及時收集掩埋，容易使瘟疫盛行，造成更大程度的災難。因此許多紳士專辦收尸掩埋事宜，一些機構還制定《掩埋章程》，主要內容有：到各村約同本村公正甲保查明未殮尸骸若干，無主棺木若干，當即開明數(shù)目并死者姓名，即令雇覓妥人在社中擇空閑高燥公地，每一尸掘土坑……
救贖局是針對被拐賣或淪為娼妓的婦女。有記載：1878年夏秋，河南苦旱兩年有余，婦女被販賣出境及淪入娼寮成為普遍現(xiàn)象。江浙紳士在河南、安徽、江蘇等地設立救贖局，攔截收贖河南的受災婦女。
撫養(yǎng)教育局主要是收養(yǎng)災區(qū)的幼童，除了能使其溫飽外，還對孩子們進行工藝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工賑局，顧名思義是“以工代賑”，即為災民提供勞動機會并給之以錢糧。比如在水災時，組織災民疏通、開挖河道。
“分支機構”募集善款
籌款方面，晚清的義賑組織有意識地發(fā)起遍及全國甚至延展到境外的網(wǎng)絡化籌賑分支機構，它們堅定地執(zhí)行義賑組織的意志，在各地發(fā)動群眾積極募捐。
與現(xiàn)代公益組織籌款的方式類似，籌賑的分支機構建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傳。由于義賑組織依托的機構均在當?shù)剌^有名氣，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公信度，所以分支機構一般采取張貼文字、口頭傳布、分頭勸募的方法。一些組織在籌賑之初，還會在報章上發(fā)布廣告。1879年常熟書畫社為山西旱災募賑，就在《申報》上刊登了《常熟書畫社助賑啟》。
在籌款途徑上，分支機構采用的最主要籌賑方法是分頭勸捐，看的主要就是“籌資官員”的語言及個人魅力。還有一些分支機構依靠政府的力量請辦茶捐、米捐、房捐等，借此來獲得較為穩(wěn)定的辦賑經(jīng)費。1880年，金山的一些紳士稟請縣令準許開辦茶米捐，僅8月一個月就收到了250余千文。實際上，這種方法就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強行征稅、按物抽捐，與義賑組織所奉行的“民辦民捐”的原則有一定沖突。
值得一提的是，分支機構秉持“不取薪”原則，辦理義賑的人員除了雇請的司事勤雜人員外，通例不從捐款中支取分文，以便將籌款、匯解等環(huán)節(jié)中的費用降到最低。
籌賑分支機構的主持者為了讓更多的人加入到義賑的活動中，會采取一些民間的獎勵機制。有資料記載，在當時各地的籌賑分支機構中，高郵樂善堂的丁鏡齋最善于用該方法，他充分利用上海的《申報》這一當時中國最為聞名的媒體，將積極捐賑之人的事跡刊登出來，大肆表揚。同時，他還很注意調動他人捐款的積極性：1888年，他在《申報》刊登《勸讀書人捐賑書》，即指出“昔人謂有功夫讀書即是造化，吾謂有機會行善亦是造化”，他還列舉例子，說一些讀書人因為捐賑行善而得報，取得了功名。
除了民間自主的激勵機制外，官方也會對捐戶進行獎勵。在辦理某項賑濟時，義賑組織都會將具體籌賑款項登記造冊，報給組織所在地督撫存案，根據(jù)捐賑請獎標準，由督撫上奏朝廷請獎。
《申報》的重要作用
1872年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申報》雖然不屬于義賑組織板塊，但卻在義賑活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申報》在義賑初期，就對其進行了大量報道，并在其后的三十年中，將義賑活動作為其宣傳報道的重要內容。在遇到大型災荒時，《申報》每天一篇甚至一天數(shù)篇，用大量篇幅刊登災荒狀況，引發(fā)全社會對于賑災救濟的關注，為晚清義賑的興起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社會輿論環(huán)境。直至后來，《申報》館本身就發(fā)展成了義賑活動的重要據(jù)點。
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持續(xù)了近四年，受災人口在二億左右，高達全國總人口的一半。在災害尚處于孕育階段時，《申報》就憑借其敏銳的觀察力發(fā)現(xiàn)：北方五省尤其是京師“雨澤稀少”，并以“北地苦旱”為標題發(fā)表論文，呼吁社會廣泛募捐，并提出各種防荒、救荒的意見，號召民眾關心災民。
除此之外，《申報》還刊登大量的義賑資料，包括義賑組織發(fā)布的各種章程、啟事;募集善款的數(shù)量、用途等等。典型的例子有：1883年，《申報》上每日都會刊登絲業(yè)會館的義賑清單;1890年至1891年，順直賑捐收解處先后7次在《申報》刊登消息，詳細說明募捐款項的具體用途。《申報》成為義賑組織信息公開的最主要平臺。
同時，申報館還對中西方的救濟制度進行探討，指出西方救濟制度的優(yōu)越性。提出在西方的救濟活動中，重視各個環(huán)節(jié)管理人員的“實心行實事”，這些理念后來逐漸被義賑組織接受并運用。
部分據(jù)《晚清義賑組織研究》
■ 公益時報記者 張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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