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新聞
2018-09-26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朱明川
1920年秋，濟南大明湖畔的百花洲旁，瞿秋白在此與父親道別，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彼時瞿秋白已受聘于北京的《晨報》和上海的《時事新報》，成為海外特約通訊員，即將出國采訪。而瞿父正蝸居濟南，以教畫售畫為業(yè)。
瞿氏本是江蘇武進的望族，瞿父喜好繪畫，卻十分不擅經營，以致家道中落。1915年，瞿秋白因貧失學，而在這一年，其母自殺身亡。之后，瞿父流落至山東平原縣，投靠在當?shù)貫楣俚牡艿?。翌年，弟弟離任，瞿父失去了依靠，只得又投奔在濟南的同鄉(xiāng)。
作為當時政治敏感人物的家屬，瞿父不得不隱姓埋名，不能在社會上拋頭露面;缺乏謀生技能的他顛沛流離，靠繪畫手藝勉強糊口，長期處于半失業(yè)狀態(tài)。瞿父如何度過這段困苦的日子?這離不開當時數(shù)量眾多的慈善社團的救濟。透過瞿父的最后歲月，我們可管窺民國社會的慈善救濟事業(yè)，并由此探索這位革命先烈之父的暮年精神世界。
初入道院
瞿秋白之父本名“世瑋”，自移居濟南之后多用“瞿圓初”這個名字，以至于本名時常被人忘記。據(jù)其學生王鳳年回憶，瞿世瑋篤信道教，“圓初”乃是法名。這一法名應當是瞿父在濟南加入“道院”之后通過扶乩所得，而這個“道院”絕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道教。
“道院”這一組織是近代中國影響力極大的NGO，它既是橫貫亞洲的跨國慈善組織，又是民國時期最大的新興宗教團體，直至今日，在港臺、日本、東南亞及北美的華人社會中，道院依然具有活力。這一組織誕生于上世紀20年代初的濟南，其早期成員的法名按照“素、圓、惟、靈”的字輩順序排列，瞿父正是道院的第二代成員。
道院何以取得如此大之影響力?概括來講，這來源于道院的兩大核心宗旨——“道”與“慈”。道院之“道”，乃是依靠扶乩通靈而產生的一套完整的神學體系，與諸多民間教派一樣，道院也是由乩壇發(fā)展而來。晚清民國的鼎革之際，社會動蕩，眾人忙于向仙佛詢問國家命運與個人前程，全國各地乩壇林立。他們通過扶乩的方式，創(chuàng)造出“老祖”這一至高無上的神靈，再由老祖乩示降諭，創(chuàng)造相關的宗教經典與靈修方法，此之為“道”。
至于“慈”，則是宗教之外的慈善事業(yè)，道院對外設紅卍字會，負責一切慈善事務。從臨時性的災害救濟，到長期的慈善設施，如養(yǎng)老院、育嬰堂、學校、貧民工廠等，甚至還開辦英語和世界語的普及教學班。道院為體，紅卍字會為用，扶乩降神直接指導著慈善行動。老祖“下令”眾人籌款救災，教眾們自然不敢不從，積極響應。
瞿世瑋初至濟南時適逢道院的草創(chuàng)期。道院正式成立于1921年，院址在濟南南關上新街59號，道院在此建立了宏偉的宮殿式建筑，之后“呈山東省政府備案，一切手續(xù)，登報公布”。翌年，經中華民國內政部批準，設立世界紅卍字會，在濟南大明湖舉行的籌備大會中，共有來自全國各地的26處道院一百多名代表參加，各分院尊稱濟南道院為“母院”。在注冊備案的僅僅一年后，道院便擁有75個分會，勢力遍及南北11省，并逐步擴張向海外。
老祖曾在濟南道院的乩壇中降下神諭，下令紅卍字會的會員們提前籌備好糧食衣物藥品等，及時運往日本，緊接著，日本在1923年果然發(fā)生了死傷無數(shù)的關東大地震，紅卍字會成為最早到達日本的海外救援力量，聲名遠播至東洋，并成立了若干海外分會。
一代棋圣吳清源在日本棋院學棋時決定加入紅卍字會，他此后在中日之間奔走，致力于道院在日本的傳播。他曾在晚年回憶：“我21歲加入紅卍會，到87歲的今天，我依然信奉著紅卍會的教義。”
值得注意的是，扶乩歷來被統(tǒng)治者當做是妖言惑眾之舉，為政府所禁止，至于影響力較大的扶乩團體，則時常被貼上“邪教”的標簽，難逃被官方取締的命運。然而在民國初年，這類扶乩組織實現(xiàn)了大翻盤，他們改頭換面，不但積極地向政府注冊備案，取得合法身份，更是一躍成為慈善救濟中的重要社會力量，這簡直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悟善社
彼時類似于濟南道院的民間慈善團體如雨后春筍一般，它們的共性是試圖調和中國傳統(tǒng)的儒釋道三教與外來的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并以挽救世間劫難為宗旨，研究者們將這一系列的社會力量統(tǒng)稱為“救世團體”或“新宗教運動”。瞿世瑋對這類救劫觀念顯然是極為認同的，在加入道院之后沒多久，他便又委身于另一大慈善社團——悟善社。
悟善社與道院類型極為相似。1919年于北京成立悟善總社，之后在全國各地發(fā)展慈善事業(yè)，在直皖戰(zhàn)爭和直奉戰(zhàn)爭中承擔了戰(zhàn)場救濟隊的角色，他們救治傷兵，收容難民，超度戰(zhàn)亂中的亡者。這一時期軍閥割據(jù)，南北政府對立，而悟善社的慈善募捐活動卻是縱貫各方的。
對于悟善社來說，挽救人間劫難只是治標之舉，治本之策則要依靠宗教的教化功能，將劫難化解于無形，于是到1924年時，悟善社便不再只以慈善團體的面貌示人，對外更名為“救世新教”，當時的籌備者有吳佩孚、段祺瑞和曹汝霖、陸宗輿、張宗祥等人，前二者是失勢的軍閥，分屬于直系和皖系;后三者則因參與簽訂《二十一條》，在之前的五四運動中成為了“過街老鼠”。這群北洋背景的政壇失意者們將自己的熱情轉投到宗教領域。
據(jù)說北伐戰(zhàn)爭中，山東軍閥張宗昌苦思對抗北伐軍的計策，有下屬建言稱，悟善社的神符“刀槍不入”，可以發(fā)給士兵佩戴。張宗昌于是請了數(shù)萬張悟善社神符，最后的戰(zhàn)果可想而知。但這至少可以說明，在張宗昌督魯?shù)臅r代，悟善社在濟南的達官貴人中是頗受歡迎的。悟善社在老商埠區(qū)購置有房產若干，瞿世瑋有段時間曾搬到其中居住，省下一筆房費。
戰(zhàn)亂時局，瞿世瑋雖然可以在慈善社團中找到棲身之所，在乩筆沙盤之間尋求精神歸宿，然而現(xiàn)實收入終究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四一二”政變之后，“瞿秋白之父”的身份明顯地給他帶來麻煩，從瞿世瑋處學畫購畫的人日漸稀少。瞿世瑋生命的最后幾年便是在這種貧病交加的窘境中度過的。
最后的救劫
在悟善社之后，瞿世瑋又皈依了“正宗壇”，這是一個由山東大學堂的卸任校長范之杰設立的乩壇，瞿世瑋之后便一直居住于此，直至去世。如同道院和悟善社一般，正宗壇也接收到了挽救世間劫難的神諭，逐漸從內部人士參與的扶乩社團發(fā)展為公開的慈善機構。
在瞿世瑋加入之后，正宗壇于1929年成立“正宗救濟會”，向濟南市社會局注冊立案，緊接著便在全國各地傳播，從西北的蘭州到江南的蘇杭，皆有正宗救濟會的分會，在瞿世瑋的故鄉(xiāng)江蘇武進，也有分會成立，瞿世瑋還介紹自己的同鄉(xiāng)兼學生到正宗救濟會中任職。
1932年，瞿世瑋病逝于正宗壇內，正宗救濟會籌款料理了后事。彼時瞿秋白已被解除了黨內領導職務，轉而投身上海文壇，與魯迅一起領導左翼運動。至此，父子二人再無機會相見。今人或許會好奇瞿世瑋為何在晚年頻繁加入各種救世團體，也無法理解他在人生最后階段的精神世界。
流落異鄉(xiāng)疾病纏身，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又居無定所?；蛟S只有神仙的乩示能夠帶來生活的信念?亦或是只有悟善社、正宗救濟會一類的慈善機構能夠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無論如何，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瞿世瑋即從中得到了援助，也由此幫扶他人。
瞿世瑋去世之后不久，劫難并未消減，中國很快便陷入了更大的戰(zhàn)亂，各類救世團體慘淡經營，勉強維持生計，但縱使真的有神諭指引，慈善救濟活動也是舉步維艱了。正宗救濟會在此后的主要慈善活動是義診施藥，難以有更大作為。在抗戰(zhàn)期間，全會只剩四名在職人員維持日常運轉，在抗戰(zhàn)勝利后反倒需要向政府申請財政支持。
解放戰(zhàn)爭的濟南戰(zhàn)役打響了，正宗救濟會發(fā)揮了最后一次慈善功能，在這場八個晝夜的圍城戰(zhàn)中，炮火摧毀了城墻及周邊的民宅，護城河被堵塞，正宗救濟會的河邊田產盡遭淹沒，房舍也倒塌若干，但剩余的房間還是提供給了其他失去家園的附近居民。
1951年，新政府在拆除老城墻時調查了附近的正宗救濟會，民政局的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房屋內擺放著“各種牌位和扶乩用的沙盤狼狽不堪，房屋炸毀之后也無人過問，只有一個工友看門，別無其他職員……工友的生活也無法維持”。
兩年后，道院也宣布暫停在大陸的業(yè)務。曾經名噪一時貫穿各地的救世團體們就此銷聲匿跡。時至今日，濟南道院遺留下來的宏偉建筑群已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年紅卍字會免費為窮苦百姓施診的慈善醫(yī)院也在舊城改造時幸免于難，于歷次拆遷中屹立不倒。建筑承載著幾代人的歷史記憶，記錄著這里人們的祖輩曾經有所敬畏，亦有所擔當，立志挽救世間劫難。
傳聞瞿世瑋生前善繪山水，不知他在各類救世團體中可曾留下墨寶。巧合的是，正宗救濟會曾下設“正宗救濟會貧民學校”，40年代初，幼年韓美林被收留入校，據(jù)他回憶，當時學校里有三位繪畫老師特別鐘愛他，使他從小立下了要走藝術道路的志愿。奧運會吉祥物福娃之父、一代藝術大家由此成長。這些，或許都是那段救劫往事留給今人的遺產吧。
(據(jù)澎湃新聞)
■ 朱明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