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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趙星（顯示屏中）采用雙師模式給四川達州地區(qū)村小支教送學■ 本報記者 文梅
國際著名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曾說：“我們所做的，不過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但若沒有這滴水，那大海就總是少了一滴水。”
上述這段倡導個人奉獻、體現公益價值的經典語錄后來也成為許多支教志愿者的座右銘，在他們看來，“支教”身體力行的諸多工作均是以志愿、公益為第一引領，只問耕耘、不求收獲，其表現形式與這段話凝聚的主旨不謀而合。
始自2003年的“全國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被行業(yè)人士視作“國家層面支教行動的緣起”。該計劃由當時的共青團中央、教育部、財政部、人事部共同組織實施，按照公開招募、自愿報名、組織選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數量的普通高校應屆畢業(yè)生，到西部貧困縣的鄉(xiāng)鎮(zhèn)從事為期1~2年的教育、衛(wèi)生、農技、扶貧以及青年中心建設和管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務工作。
時至今日，我國的“支教”行動已從昔日的政府主導發(fā)展到了以民間社會組織為主要參與力量，不過，因大多數參與支教的志愿者渠道豐富、期限不定、流動性大，至今尚無相對穩(wěn)定和完整的統(tǒng)計數據。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互聯網教育資源的日益完善、AI教育的嘗試性邁進，支教活動面對新的可能，也可能迎來更多挑戰(zhàn)。
目前國內支教活動發(fā)展現狀如何、存在哪些問題?傳統(tǒng)支教模式與新興互聯網支教是此消彼長的競爭對手，還是互相促進的有機結合體?“支教”這種特殊的教育支持形態(tài)在未來中國社會的演進中會否一直延續(xù)下去?就此，《公益時報》記者走訪多名業(yè)內人士，試圖對以上問題找到答案。
陳詞支教時帶領孩子們升國旗
【支教長短的孰優(yōu)孰劣】
早在2016年8月，《公益時報》就曾以《暑期支教是不是無效公益?》為題發(fā)起調查，共有1060名網友參與。結果顯示，近三分之二的網友認為“暑期支教不一定是無效公益”，即，從支教效果和意義而言，多數網友對包括寒暑假期在內的多種短期支教予以了正面肯定。
自2016年就參與創(chuàng)始“杉樹支教”的上海諾亞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史麗對短期支教也并不排斥，但她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就精神層面的實際需求來說，長期支教過程中老師與學生自然建立起來的情感連續(xù)性十分重要，且對支教效果的優(yōu)劣影響深遠。
“有些支教老師到當地不過兩周或一個月就走了，這使得孩子們剛剛對老師建立的信任和依賴馬上就被割裂和打破，對孩子的心理建設會有很大負面影響。同時，如果派駐的支教老師剛熟悉工作流程，初步建構起相對契合的教學模式，時間一到，就得抽身離開，這對項目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也非常不利。”史麗說。
北京百仁慈愛公益基金會項目總監(jiān)柳旭與史麗的觀點十分相似——長期支教無論從知識的傳授還是師生相處方面更具優(yōu)勢。2012年大學本科畢業(yè)之后，她曾加入國內知名支教志愿組織“為中國而教”，并在支教一線工作過一年。
柳旭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她2013年時在河北青龍縣支教帶過的三年級“小屁孩們”，現在已經是馬上面臨中考的少男少女了。就因為她和同學們相處時間長達一年，才使得彼此的了解不斷加深，并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盡管分開多年，他們依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相約中考結束后再度重聚，暢敘別后離情。
趙星是高思“愛學習雙師課堂”聯合創(chuàng)始人、學科運營總監(jiān)。作為一名“90后”互聯網教師，趙星因其授課方式新穎活潑、課堂互動性強，很受學生們歡迎，被大家開玩笑地稱作“網紅老師”。他也堅定地站在長期支教的支持者陣營中。
“從情感認知和訴求來說，如果每次都是短期支教，周而復始，肯定是弊大于利，因為這些老師永遠都只是孩子們生命中的匆匆過客，到最后無論是知識和情感，對孩子們都不會有太大的實際收獲，而且失落感很重。”趙星認為。
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的四位行業(yè)人士中，唯一一位持不同看法的，是國內較早的支教志愿組織“愛心螞蟻”創(chuàng)始人陳詞。
據了解，陳詞的“愛心螞蟻”志愿支教組織創(chuàng)始于2008年，且成立后的前幾年也一直采用長期支教的模式運行。一位超過10年一線經驗的支教組織負責人，從最初長期支教的探索者轉向了如今短期支教的實踐者，這其中必有緣由。
“民間公益組織從事長期支教，使得本來已經日漸凸顯的鄉(xiāng)村教師資源不足的現象無意中被人為地掩蓋了，也使得這種弊端和弱勢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重視和解決。這顯然是好心沒有辦成好事。”陳詞說。
陳詞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就支教時間而言，他更傾向于短期。因為從民間公益的邏輯來講，目前的社會發(fā)展現狀下，短期支教更貼近教育本源，而類似“長期支教”這樣相當于基礎教育階段的資源性投入，比如說教師的配置，應該由國家來統(tǒng)籌解決，民間組織介入其中有越位之嫌。
“從工作實質來看，長期支教老師的本質就是應試教育的代課老師，僅此而已。為了讓學生短期內提高分數，有些支教老師不知不覺也陷入了一種怪圈：成績上不來，就搞‘題海戰(zhàn)術’、拖堂留校，甚至體罰學生的現象也時有發(fā)生。如果學生有質疑或不滿，這些支教老師也會倍感委屈——我大老遠從城市跑到這窮鄉(xiāng)僻壤的農村支教，一呆就是一年半載，不求名不求利、不拿薪水沒有福利，如此吃苦受累地來教你們，你們不好好學習，對得起我嗎?”采訪中，陳詞不諱言自己也曾這樣做過。
四位被采訪對象的這場關于支教期限長短的優(yōu)劣之論，最終以三票贊成長期、一票贊成短期而收尾。但他們都對當下支教活動中比較流行的“鄉(xiāng)村夏令營”這類新型短期支教予以了肯定——時間大約兩周左右，主要通過游戲、分享和激發(fā)等多種寓教于樂的方式，幫助鄉(xiāng)村孩子認知外面的世界，了解自己、增強自信，助其綻放自然天性。
“從現實狀況來看，那些偏遠地區(qū)和貧困山區(qū)最缺乏的就是音體美教師，而音體美的學習和感知恰恰是一個人從小建立自信，釋放天性與自由，發(fā)現美、感知美和創(chuàng)造美，全面塑造良好性格、培養(yǎng)人性的重要基礎。這種鄉(xiāng)村夏令營就很好地滿足了孩子們的這些內在需求。”史麗說。
柳旭擔任支教老師時與孩子們做游戲
【支教訴求的喜憂參半】
采訪中，受訪的四位行業(yè)人士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目前最為影響支教成效的關鍵因素——支教老師。他們也對當下有些支教組織因招募支教志愿者門檻過低、甄選流程不嚴而導致的各種隱患和弊端甚感憂慮。
上海諾亞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史麗說，根據業(yè)界人士的觀察，目前參與支教的人主要有三大類：第一類是大學生和青年白領，他們想實實在在做點公益，便利用暑期或休假時間去支教;第二類是處在個人職業(yè)轉換的空當期，閑暇之余做些好事，選擇去支教;第三類則不乏職場失利、情場失意、生活遭遇挫折的人，在消沉頹廢的心態(tài)之下，想讓自己的情感有所寄托和釋放，于是想到了支教。
史麗認為，前兩類人參與支教的發(fā)心比較純粹，即便支教過程中出現各種問題或矛盾，但因為心中有愛，便沒有什么不能克服和面對，最終總能得到妥善解決。第三類人因為初始參與支教的動機就不純粹，所以無法正確面對期間遇到的各種問題，不但可能給孩子們造成不應有的傷害，還會在當地留下負面的口碑和影響。
采訪中，史麗向《公益時報》記者講了一個案例。一位青年教師失戀后跑去某地大山深處支教，當地群眾生活條件比較艱苦，物質方面較為匱乏。這位支教老師開始挨家挨戶家訪。每到一家，善良淳樸的孩子家長自然會把孩子的老師當作最尊貴的客人招待。支教三個月，這位老師竟然吃掉了當地60只雞……
北京百仁慈愛公益基金會項目總監(jiān)柳旭也向《公益時報》記者反映了她所了解的一些支教問題——有的支教老師與當地教師溝通不暢，相處不甚友好，以致產生各種摩擦和矛盾。還有一些支教老師因瑣事心生不快中途放棄，且事先沒有任何溝通，說走就走。就因為個別支教老師的行為不端，使得相關支教組織在當地的口碑急轉直下。
除了對個別支教老師個人操守的擔憂，“愛心螞蟻”志愿支教組織創(chuàng)始人陳詞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些支教老師總喜歡以城市學生的學習常態(tài)去對標當地的孩子。
“如果你非要搞這種對標，你會發(fā)現，鄉(xiāng)村的孩子一開始就輸了，絕大多數孩子都是犧牲品，只有大約10%的鄉(xiāng)村孩子有機會走出窮鄉(xiāng)僻壤，考上大學，走向外面的世界。所以這種基礎完全不對等的對標毫無意義。”陳詞強調。
總結自己多年的支教工作，陳詞對“支教”究竟要“支”什么、“教”什么，已有了自己的評判標準——“支教的核心目標是學生。假如支教結束后，你所帶過的每一個學生都能對這個世界有了全新的認知，你在支教過程中帶給他們的總是蓬勃美好和積極向上的東西，你們之間有了更多親近和信任，那就可以說是一次不錯的支教。在這個過程中，支教老師更多傳導給孩子們的，應該包括掌握基本生活技能、自我悅納和學會認可自我，以及逐漸學會與周邊世界和諧共處的能力……這些東西遠比單純地知識傳授更為重要。”
高思“愛學習雙師課堂”聯合創(chuàng)始人、學科運營總監(jiān)趙星則表示，現下有些支教老師本身家庭情況就比較困難，沒有相對穩(wěn)定的經濟來源和生活開支，如果單純?yōu)榱藵M足自己的某種理想和需求去支教，由此帶來的經濟負擔尚需家中幫助其解決，這種支教會給支教者本身及其家庭帶來不應有的生活壓力，對此他并不認同和支持。
杉樹支教老師探訪涼山民族中學
【支教體系的科學周全】
在整個支教過程中，志愿者奉獻的是一至數年的青春，也是他生命中最好、最得到成長的一段寶貴年華，其貢獻的時間和機會成本也都非常高，這種付出當然值得稱頌和“點贊”。但與此同時，若支教組織若不能給予他們相應的回饋，實際上無形中是把社會負擔疊加到了支教志愿者一方身上，這對他們并不公平。另外，從長期來看，這種純粹依靠單方理想和熱情支持驅動的公益事業(yè)，若無法形成閉環(huán)，也不能保障其可持續(xù)健康發(fā)展。
上海諾亞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史麗告訴《公益時報》記者，為了保證每位支教老師都能在完成支教任務的那一天，同時開啟人生自我發(fā)展的新起點，他們在項目伊始就已經有針對性地設計完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閉環(huán)。
她說，他們的支教老師每一年一定要拿出1263個自我學習時間，每周六的早八點到晚八點，支教老師須結合不同職業(yè)需求進行不同維度的學習和提升。機構也會邀請各界專家從不同領域幫助這些支教老師做職業(yè)能力培訓。老師們在教學生的同時，也在不斷積累和沉淀自我修養(yǎng)，時間一點也沒浪費。
“‘杉樹’的大多志愿者或是企業(yè)家，或是企業(yè)的HR。每半年，支教老師都要做線上的述職報告。這些企業(yè)家們都會在線上觀摩和打分。”
“杉樹支教”經過系統(tǒng)設計，把支教老師像世界500強的管培生一樣培養(yǎng)，在兩年支教中提升鍛煉八大職場核心能力，完成支教以后輸送到志愿者企業(yè)。實踐證明，我們的支教體系運作三年多下來，目前發(fā)展格局和最初的設計基本契合。而我們的支教老師完成兩年的支教工作之后，完全不需要為找工作發(fā)愁，因為他們早已經被企業(yè)搶先預訂完了。”史麗不無自豪地說。
“愛心螞蟻”志愿支教組織創(chuàng)始人陳詞則更注重在當前社會發(fā)展背景下，支教組織如何進行有效探索與轉型。他說，近年來國內一些知名的支教組織如“美麗中國”、“為中國而教”等機構已經意識到傳統(tǒng)支教模式的局限和被動，并開始嘗試創(chuàng)新。陳詞覺得這個過程不會那么順暢快捷，但若方向對了，未來的支教組織將會成為助力國內教育提升進步的重要補充。
“現在有些支教組織已經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支教理念——為生活而教。這就不是簡單的為成績、為走出大山而教。有限而寶貴的民間公益力量應該‘好鋼使在刀刃上’，著力于教育的開發(fā)與探索，尋找一條有別于傳統(tǒng)教育模式的創(chuàng)新之路。”陳詞認為。
北京百仁慈愛公益基金會項目總監(jiān)柳旭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多次表達了對“支教老師”這個群體的肯定和敬意。她表示，支教老師是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而衍生變化出的一支比較特殊的民間教育隊伍。他們因不同追求和想法投入其中，又帶著各自的收獲和成果回歸城市。這當中，一部分人帶著支教生活留給他們的獨特人生印記，開啟了全新的生活道路;還有一些人，因支教而愈加理解和熱愛公益，從此躋身為中國公益組織一線梯隊的“排頭兵”。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抹殺支教老師對這個時代的貢獻，和為孩子們的人生留下的富有色彩的美好記憶。那些真正熱愛公益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支教老師們，不應被社會所冷落和遺忘，也值得擁有更加精彩的未來。”柳旭感嘆道。
【互聯網支教來了】
采訪接近尾聲，四位接受采訪的行業(yè)人士均表示，互聯網教育資源的不斷涌入，已使傳統(tǒng)的支教格局逐漸發(fā)生裂變。
“AI+雙師”的人工智能全場景教學模式、AI自主學習系統(tǒng)、答題器、個性化app……”一說起自己熟悉的互聯網授課系統(tǒng)，高思“愛學習雙師課堂”聯合創(chuàng)始人、學科運營總監(jiān)趙星就滔滔不絕。在他看來，互聯網教育支持系統(tǒng)的普及是大勢所趨，全國覆蓋是遲早的事。到那個時候，傳統(tǒng)的支教老師可以不再進駐當地、四處辛苦奔忙，主要的課程內容基本上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完成，再加上當地老師做好相應輔助工作，一切堪稱“PERFECT”(完美)。
趙星的樂觀似乎不無道理。據艾媒咨詢發(fā)布的《2018中國在線教育行業(yè)白皮書》顯示,在線教育的突出優(yōu)勢在于靈活便捷、資源豐富，并且能結合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技術滿足用戶多元化、個性化需求，彌補傳統(tǒng)線下教育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預計在2020年，中國在線教育用戶規(guī)模將達2.96億人，市場規(guī)模將達4330億元。
再從國內互聯網教育產業(yè)來看，新東方、好未來、學大教育、高思等企業(yè)均已經嘗試用互聯網技術賦能教育資源。從較早的文本課程下載，到視頻課堂，到“互動雙師+直播”模式，再到全面人工智能功能嵌入，技術升級儼然成為在線教育產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這也意味著，互聯網支教大軍向我國偏遠、貧困山區(qū)的“挺進”速度日趨加快。
趙星告訴《公益時報》記者，互聯網支教模式的蓬勃生長固然是好事，但其良性發(fā)展離不開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和老師們的理解支持，否則推動絕非易事。趙星說，自己的家鄉(xiāng)在甘肅農村，父母也都是資歷很深的鄉(xiāng)村教師，他們內心就并不認同外來支教，也不大能接受新事物新理念，總覺得憑借自己多年的教育經驗完全有能力干好本職工作。而這種思想轉變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隨著5G時代的到來，互聯網教育模式會不斷更新換代，同時也會迫使傳統(tǒng)的教育模式發(fā)生改變，帶來更多元豐富的教育方式。“愛心螞蟻”志愿支教組織創(chuàng)始人陳詞建議，現有的這些支教組織應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支教邏輯，盡可能使用當下先進的教育科技手段來豐富教學內容，“否則支教又有何意義?”
在北京百仁慈愛公益基金會項目總監(jiān)柳旭看來，傳統(tǒng)支教與互聯網支教并非不可同生，也非處于此消彼長的競爭狀態(tài)，兩者應各有特色、互為補充。“就支教本身的終極意義來講，要想更好地達成生命與生命之間的互動，老師與學生面對面的溝通和交流更為重要，這種細膩柔軟的情感溝通效果，遠非是一塊冰冷的屏幕能完全取代的。”柳旭表示。
上海諾亞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史麗對互聯網支教既有期待，又不無憂慮：“據我了解，截止到2018年末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大約有9萬所鄉(xiāng)村小學，其中有30%的學校缺編，這其中80%以上的學校又都缺少音體美教師。如果互聯網支教資源可以就此問題進行助力覆蓋，可以很大程度上彌補這個空缺。但這是個很大的工程，據我所知，目前做得比較好、且活躍度較高的互聯網教育機構，年覆蓋也不超過1000所。”
就數據顯示，互聯網教育資源的覆蓋惠及地區(qū)和學?？芍^規(guī)模龐大，此項工程若能早日普及，可謂“功德無量”。但讓史麗擔心的，始終是“人”的問題。
“近年我們在和各地教育部門對接溝通的過程中發(fā)現，當地教育局長的認知直接決定了相關項目的操作順利與否。教育局長支持，那就沒有問題;不支持，再好的項目你也落不進去。對接十個教育局，能有一個教育局支持我們，就已經很感恩了。”史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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