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6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李何
■ 李何
鄉(xiāng)村發(fā)展,能否等同于鄉(xiāng)村經(jīng)濟發(fā)展?近年來,這個問題正在越來越多地引起關注。城市化大勢所趨的背后,鄉(xiāng)村正在流失的遠遠不僅是勞動力與人口數(shù)量。鄉(xiāng)村該往何處去?一轉(zhuǎn)身離開的家鄉(xiāng),是否注定成為我們回不去的遠方?
有人偏不信邪。
2013年,林爐生決定離開北京,離開高校,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福建省漳州市云霄縣內(nèi)龍村。這個決定改變了他,也改變了家鄉(xiāng)的命運。
被改變的村莊
今天,內(nèi)龍村是青山環(huán)抱中一個典型的閩南古村落,青棗、楊桃和蜜柚遍村栽種,紫荊花與三角梅沿路盛開,來自山上的溪水穿過村莊,通過引水渠流經(jīng)村里最大的建筑、老式圓土樓“陶淑樓”門前,又向著下游山谷奔去。只有百余戶的小村雞犬相聞,夜不閉戶,天氣好的時候,老人們?nèi)齼蓛傻鼐墼谧陟羟暗膽蚺_旁曬太陽,總有好奇的孩子會笑著與外來的陌生面孔打招呼——他們每一個都很會說“謝謝”。
但僅僅四年前,內(nèi)龍村還是城市化大潮背后一個凋敝暗淡的影子。土樓年久失修,漸漸坍塌,村中污水橫流,垃圾遍地,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賺了錢的那些回來帶走了全家人,剩下的則是無法離開的老人、孩子和操持全部農(nóng)活家務的婦女……
變化起于2015年底的一天,陌生汽車在村里進進出出,帶來了來自遠方的建筑師,來幫忙的大學生,與一批批建筑材料。他們圍著廢棄的土樓打轉(zhuǎn),并不在意近旁指指點點的村民。
從修繕土樓坍圮的外墻開始,這些陌生人修整土樓、清理河渠、拓寬道路、打掃村莊內(nèi)外……
圍觀他們,很快超過賭博娛樂,成了內(nèi)龍村村民的主要消遣。
工程進行了近半年,學生們走了,建筑師走了,留下修繕好的土樓。始建于兩個多世紀之前的陶淑樓居于村莊正中央,與中軸線另一端的宗祠和戲臺彼此呼應,仿佛一只凝視著村莊的古老眼睛。
但真正的變化,或許是從這一刻才剛剛開始。
幾個此前并不起眼的村中婦女自愿組成了一個義工小組,開始挨家挨戶地收衛(wèi)生費,起初收上來的錢不夠雇人清掃,她們就自己動手,打掃村中一塌糊涂的道路與河渠。
她們是村中的媳婦、女兒,也是母親——大學生們重修土樓的那幾個月,她們都曾抱著孩子遠遠地觀望過。
空置的原村小學教室里,開辦了停學七年的幼兒班。
曾經(jīng)無人問津的土樓,也辦起了“陶淑書院”與小小圖書館,一批又一批的外來志愿者成了這里的老師,帶來村民們聞所未聞的種種學問——他們來自廈門、臺灣、上海,甚至美國、英國和非洲,許多人不會講閩南話,還有些連中文也聽不懂,但不同的語言沒有妨礙內(nèi)龍村的孩子們在他們離開時哭紅了眼睛。
而這一切的背后,是一個曾經(jīng)走出家鄉(xiāng),又選擇回到家鄉(xiāng)的人,他的名字叫林爐生。
帶來改變的人
1982年,林爐生出生在陶淑樓一間向陽的房間里,也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光。11年后,這個土樓里走出來的孩子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
大學畢業(yè)后,他選擇了一條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依然極不尋常的道路:在北京師范大學后勤物業(yè)部的“正常”工作只堅持了不到一年,他就與另外幾個同伴一起,拿著不多的積蓄全職做了公益。
2013年,已過而立之年的林爐生再一次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方向,并萌生了回鄉(xiāng)的念頭。
“在外做公益這么多年,可自己家鄉(xiāng)卻是一片破敗……”林爐生搖搖頭,這是他無法拒絕的責任。
從求學之路到公益探索,數(shù)年闖蕩給林爐生帶來的是村里老鄉(xiāng)們無法想象的眼界與資源,而當他決定回到家鄉(xiāng),自己兒時的舊居陶淑樓就成了他返鄉(xiāng)的切入點。
林爐生咨詢了幾個專業(yè)朋友,得出了“改造土樓完全可能”的結(jié)論,“好厝邊”項目由此而生。為了陶淑樓,清華大學的建筑師來了,上海雷勵中國的青少年志愿者來了,目睹他們不計回報的付出,村民對改造工程從最初的不理解到態(tài)度逐漸正面,進行到后來,幾位村中的老人組成了一個村民志愿小組,成為支持陶淑樓修繕的最初本地力量。
但在林爐生的設想里,“好厝邊”并非一個建筑修復項目,而是一個社區(qū)營造項目——在閩南語里,“厝”的意思是家,“厝邊”既是鄰居,也是社區(qū)。
2016年初夏,修繕后的陶淑樓開辦了第一期夏令營活動,請到了澳門大學和上海紐約大學的師生來做義工老師。許多村中的孩子從未接觸過外人,起初只敢在媽媽懷里抱著聽課,幾天后也與義工老師們玩到了一處。
等到這一期義教活動圓滿結(jié)束,林爐生在村中貼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知。
幾個本村婦女結(jié)伴來了,嬌鳳、茶梅與志燕。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什么叫‘志愿者’,我表弟在外面打工,我就打電話問他:‘哎,志愿者是干嘛的?’”回憶往事,茶梅圓圓的臉上有笑意,“他說:‘就是白干活,沒工資拿的。’”
“我們一想,好嘛,那就志愿者嘛,反正能幫村里一點。”五名后來被稱為“五朵金花”的婦女志愿者就此走到了一起。
土樓修好了,本地志愿者團隊也有了,“清掃運動”推動了起來,夏令營、圖書館與幼兒班也紛紛啟動,看上去萬事俱備。
但如果事情真的這么簡單,那就好了。
鄉(xiāng)村社區(qū),興之以“術”
說起兩年前的那場危機,嬌鳳搖著頭,有些不好意思。那是“陶淑幼兒班”辦起的第二年,由于孩子少,家長們交來的學費不足以解決經(jīng)費問題,第一個學期,是林爐生聯(lián)系來的公益項目為幼兒班的老師支付了工資——每月1500元,可到了第二個學期開始時,林爐生告訴她們,這條路行不通。
“公益捐款不可能持續(xù)。”林爐生說,“第一次我能開口,第二次第三次,我不能再去跟人家說,我們又沒有錢了你再來捐。“
同樣的困境也出現(xiàn)在“清掃運動”里,沒有了最初來自眾籌和樂捐的啟動資金,每戶10元/月的衛(wèi)生費要雇人打掃幾乎沒有可能。
壓力太大,幾個志愿者邊哭邊商量,依然沒辦法決心放棄,“如果實在做不下去了,那我們幾個就把它扛起來”。
五個人召集家長開會,說服家長們把幼兒班的學費從500漲到700元,又把兩位老師的工資下調(diào)到1400元。
還有一塊資金缺口怎么辦?從前被陌生人看兩眼都想跑掉的嬌鳳做出了自己也沒想到的舉動,她跑去村委會一坐就是一整天,又攔著鄉(xiāng)鎮(zhèn)下來的領導不讓走,告訴村干部“你不給我解決,明天我還要來”。
被磨得沒了辦法,村干部終于同意為幼兒班提供一筆資金,又承諾會資助“清掃運動”,但志愿者們擔心這樣的口頭承諾不可靠,為了防止拖欠工資,她們分擔了后三個月的衛(wèi)生清掃工作。
這樣堅持了三個月后,林爐生才告訴她們,這只是他有意為之的一場考驗。“如果真的沒有辦法了,還是會幫的嘛,不可能看著它死掉嘛。”林爐生說。那部分欠發(fā)的工資也由他補上了。
“雖然很氣他,但我也覺得我成長了。”嬌鳳說,從小在村里長大,對內(nèi)龍村的感情是推動她做這一切的原動力,但在這之前,她從未想過自己可以如此勇敢。
今天的嬌鳳是村里所有志愿工作的“一把手”,負責接待所有來往訪客、組織陶淑幼兒班與國學班、領導村中的腰鼓隊和廣場舞,還在村中開辦了“魔方加工廠”,幫助村里的老人和婦女就業(yè)。很難想象,每天忙碌于這些工作的她甚至并不識字,最初也完全不會講普通話。
“現(xiàn)在微信用得多了,簡單的可以(讀懂),比較難的不太行。”嬌鳳說,她的微信通訊錄里躺著來自五湖四海的一串串名字。
鄉(xiāng)村社區(qū),求之以“道”
身在福建,又守著一棟始建于清代的土樓,林爐生并不希望家鄉(xiāng)像一些附近村莊一樣,走依靠政府撥款發(fā)展特色產(chǎn)業(yè),或發(fā)掘人文資源開展旅游業(yè)的舊路。“有些事情不是有錢就可以,問題不是拿到錢,而是怎么用好。”
他舉了村莊“清掃運動”的例子。“你每個月花一筆錢,他們會覺得:‘哦,那這個就該是你去掃,就該是你去做。’茶梅她們最開始就被以為是拿了工資,因為‘沒有人雇你的話,你為什么來做這個?’”林爐生說,“就有人往地上扔個什么,然后喊她們:‘哎,這里來掃一下’。”
這不是林爐生想要的。
同樣警示他的還有來自全世界的無數(shù)例子:公益組織出資推動的村莊發(fā)展項目多半會在資金中斷以后隨之停擺;許多村民掙到錢以后的第一反應是舉家搬遷;市場化大潮中富裕起來的村莊,村民間因經(jīng)濟利益沖突而爆發(fā)的矛盾也隨處可見,更何況依靠外部資金注入和一時的市場新鮮感,對于大多數(shù)村莊的發(fā)展而言始終不是長久之計。
林爐生想要的是來自內(nèi)部的改變。從“好厝邊”啟動開始,林爐生始終在嘗試以身作則地帶動更多人,他相信總會有人被他人的付出感動,進而改變自己。
雖然看似理想主義,但這條不同尋常的自我探尋之路的確已經(jīng)改變了內(nèi)龍村:短短四年,維護村莊環(huán)境已經(jīng)成為村民共識,加入志愿者工作的村民越來越多。兩位從志愿者隊伍中走出來的村民,在今年進入了村兩委班子,原本只讀到初中就被迫輟學的茶梅,如今已經(jīng)自考到大專……
去年,林爐生曾在介紹內(nèi)龍村發(fā)展情況的報告中提出,鄉(xiāng)村振興需要的是內(nèi)力、外力與政府力的協(xié)同合一,而內(nèi)龍村,無疑正是村莊內(nèi)生力量得到充分發(fā)掘的典型例子。
尾聲
仍有許許多多的困難,內(nèi)龍村的發(fā)展已進入深水區(qū),更多的變化需要的是政策、機制、更廣意義上的社會氛圍等等多方面的突破,體現(xiàn)在實際運轉(zhuǎn)中,就是各方面需要的資源依然難以取得。
而林爐生關注的,更多是這其中存在的結(jié)構(gòu)性問題:身在政府體制外的“返鄉(xiāng)人才”難有空間與本地基層干部實現(xiàn)密切協(xié)作,與此同時,政府下?lián)艿姆鲋操Y金有時又缺乏必要的彈性。
“政府理解的群眾需求,和老百姓的真實需求有時候不太一樣。”林爐生說,“但老百姓不理解這些,他們不知道這些錢是指定了用途的,就覺得為什么政府部門有錢亂花。”許多基層矛盾由此而生。
所有上級政府資源集中在村兩委的現(xiàn)狀,則導致一方面本地村民參與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外來助力也無從著手:“如果村兩委不給力,那就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我想遇到這個問題的人應該不止我一個。”
2019年,從志愿者隊伍里走出來的村民林志福在競選中當選了內(nèi)龍村黨支部副書記,這或許是新的改變的開始,但路的終點有什么仍未可知。
林爐生直言,他還難以設想內(nèi)龍村幾年后的樣子,或許原地踏步,也或許煥然一新。
但可以確定的是,下一個春天將有更多的村莊迎來它們的變化契機,土樓修繕正在走向其他村鎮(zhèn),陶淑書院的運作模式將落地隔壁的下洞村,嬌鳳和她的伙伴們也盤算著更遠處的鄉(xiāng)村“清掃運動”……
(據(jù)微信公眾號“世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