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木蘭

《公益時報》：安利公益基金會是外企首家在民政部注冊的非公募基金會，在申請注冊方面，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

匡冀南：安利基金會從2010年10月開始籌備，2011年2月底拿到執(zhí)照，前后經歷差不多5個月的時間。坦率講，過程并不順利，但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每件事都處理得很有效率，所以時間看起來很短。

我的經驗就是在做這件事情之前，先琢磨，琢磨你想做成這個東西，哪些因素會導致它不成，分析障礙，然后一個個去克服。

我當時到民政部找負責注冊的部門，和這些人開會，問他們我想注冊基金會，需要準備什么，你幫我列出來。再多問一句，正常情況下，哪些方面是會造成困難的部分。比如表格里讓你填注冊基金會的目的，很簡單，解決社會問題，說可以這么說，但需要哪些資料才能證明你目的的真實性，而不是為企業(yè)做宣傳呢？讓負責注冊的人站在他的角度幫你想。再比如，安利是跨國公司背景，但注冊基金會的法定代表人必須是中國人，那么在公司里怎么能找到一個中國人代表公司做這件事情。我們就把所有能預料到的問題都收集起來，提前解決掉，未雨綢繆才能提高效率。

實際上申請注冊的表格很簡單，十分鐘就能搞定。很多人就填好交上來，發(fā)現一個問題不行，回去改，一個月，再提交，再發(fā)現一個問題，再回去改，又一個月。這就是先前沒做好充分的準備。

《公益時報》：2012年，安利公益基金會的捐贈收入有多少？主要來源于哪些方面？項目支出的數額如何？

匡冀南：2012年基金會的捐贈收入大約三千多萬。包括安利中國的注資、公司內部員工的捐贈還有一些社會資金，其中大部分來自于社會上其它機構的捐贈。項目支出和捐贈收入是基本持平的狀態(tài)，因為最后的年報沒有出來，我不能給你準確的數據。

《公益時報》：安利在中國的營銷模式受到很多議論，有人分析，安利在華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政府關系。那么你認為外企在華經營政府關系時，應注意哪些問題？

匡冀南：首先，我從不認為我們的政府是個難溝通的政府，問題在于你花不花力氣去溝通，你用的人有沒有好的溝通能力。想達到良好的溝通效果并不難，公司先要重視這個領域，肯花人力、資金、花功夫去研究政府的工作規(guī)律，研究怎樣溝通最有效率、最便捷、最簡單、最能讓雙方達成共識。

安利的營銷模式讓我們不得不經常與政府接觸，所以我們在很早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舉個例子，某個政府部門對你的某個領域做質詢，他其實并不了解，他考慮的只是按照相關的文件去卡。但這個文件是有可以討論的余地和空間的，也有處理的辦法，如果你不溝通，這部分業(yè)務就不能開展，所以逼著你想辦法、找資料，并將這些翻譯成政府的語言解釋給他們聽。這不是違反和對抗，而是將彼此變成合作伙伴的關系來共同尋找一些合作的方法。

《公益時報》：一般跨國公司的捐贈都有著嚴格的總公司審批制度，安利公益基金會是否能獨立執(zhí)行其捐贈行為？在項目運作等方面，機構又如何保持獨立性？

匡冀南：成立企業(yè)基金會對于企業(yè)CSR來講，一定會比你單純的捐款行為更有技術含量，更能解決社會問題。并且從整個行業(yè)的角度來看，企業(yè)基金會數量的增多，對提升整個行業(yè)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安利基金會在財務上是完全獨立的，我們所有的捐贈行為只需要向基金會理事會負責，不需要向總公司報批。但在人員上，基金會和公司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我暫時沒辦法完全獨立出去。一是因為人手不夠用，很難招到既懂得跨國公司運營規(guī)律，又有著公益組織運作經驗的人。另外，基金會有時需要在安利系統(tǒng)內執(zhí)行某些東西，尤其是調研和監(jiān)督方面，比如我想知道云南哪些小學的哪些數據，發(fā)一封郵件給我們CSR同事，迅速就可以拿到。這是安利基金會的特色，利用安利龐大的終端銷售人員網絡，有效精準地處理某些事務，并且不需要安利基金會付出成本。

當然，這并不影響我們在項目上的獨立性，項目從設計到執(zhí)行，基金會都有著絕對的自主權。

《公益時報》：目前，為了推動企業(yè)社會責任的發(fā)展，相繼推出針對企業(yè)社會責任的排行榜，但評估標準并不一致。你認為如何對企業(yè)社會責任進行評估更為有效合理？

匡冀南：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企業(yè)社會責任的排名應該以企業(yè)對社會的貢獻程度為標準，但這個標準不是說你捐了多少錢，而是說你的貢獻讓這個社會問題有了什么程度的改觀。

可能你捐的錢不多，但你有更好的模式，更好的調研，更好的號召力，更有效地解決了某個社會問題。這比你捐了一大筆錢卻沒有很好地跟進更有值得肯定。目前，公眾對于企業(yè)社會責任技術含量的尊重是不夠的。

《公益時報》：從公益從業(yè)者的角度看，對于公益行業(yè)，你希望政府未來有怎樣的引導方向？

匡冀南：我希望政府能創(chuàng)造更優(yōu)越的條件，吸引優(yōu)秀的人才到這個領域里來。這是一個專業(yè)的領域，應該有很多專業(yè)素質和管理素質都突出的人才。他們應該有很強的市場意識、社會服務意識，有很強的敏銳度，有戰(zhàn)略眼光。而現在，這些人都在企業(yè)里呆著。

這個領域的人才缺乏已經到了嚴重的程度，前幾天我給基金會的募款人員上課，我終于明白為什么一些基金會的募款效果那么差。他們完全沒有市場概念，不做捐方分析。他們的募款方法很簡單，告訴捐方說我在做一個什么事，這件事很有意義，我需要幫助，請你把善款給我。問題的關鍵在于，并不是只有你一家機構在關注這個領域，很多人都在做，憑什么我把錢給你。捐贈不是是非題，是選擇題，并且不是單選，不一定非選A或者B，還可以選很多家，甚至可以選E：以上均不。在這個過程中，你不做分析，怎么可能成功？這在企業(yè)里簡直無法想象，我生產方便面，怎么會不考慮其它生產方便面的廠家賣什么東西？我一定會做通盤的市場分析才能推出我的產品。但在公益行業(yè)，這些分析和溝通往往浮于表面。

所以當務之急，這個領域需要從企業(yè)引進人才。而政府不一定非給他們多少錢，可以用其他方法，幫他解決戶口、給他提供一些榮譽等等，給這些人一個信號上的指引。

《公益時報》：安利公益基金會是外企首家在民政部注冊的非公募基金會，在申請注冊方面，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

匡冀南：安利基金會從2010年10月開始籌備，2011年2月底拿到執(zhí)照，前后經歷差不多5個月的時間。坦率講，過程并不順利，但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每件事都處理得很有效率，所以時間看起來很短。

我的經驗就是在做這件事情之前，先琢磨，琢磨你想做成這個東西，哪些因素會導致它不成，分析障礙，然后一個個去克服。

我當時到民政部找負責注冊的部門，和這些人開會，問他們我想注冊基金會，需要準備什么，你幫我列出來。再多問一句，正常情況下，哪些方面是會造成困難的部分。比如表格里讓你填注冊基金會的目的，很簡單，解決社會問題，說可以這么說，但需要哪些資料才能證明你目的的真實性，而不是為企業(yè)做宣傳呢？讓負責注冊的人站在他的角度幫你想。再比如，安利是跨國公司背景，但注冊基金會的法定代表人必須是中國人，那么在公司里怎么能找到一個中國人代表公司做這件事情。我們就把所有能預料到的問題都收集起來，提前解決掉，未雨綢繆才能提高效率。

實際上申請注冊的表格很簡單，十分鐘就能搞定。很多人就填好交上來，發(fā)現一個問題不行，回去改，一個月，再提交，再發(fā)現一個問題，再回去改，又一個月。這就是先前沒做好充分的準備。

《公益時報》：2012年，安利公益基金會的捐贈收入有多少？主要來源于哪些方面？項目支出的數額如何？

匡冀南：2012年基金會的捐贈收入大約三千多萬。包括安利中國的注資、公司內部員工的捐贈還有一些社會資金，其中大部分來自于社會上其它機構的捐贈。項目支出和捐贈收入是基本持平的狀態(tài)，因為最后的年報沒有出來，我不能給你準確的數據。

《公益時報》：安利在中國的營銷模式受到很多議論，有人分析，安利在華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政府關系。那么你認為外企在華經營政府關系時，應注意哪些問題？

匡冀南：首先，我從不認為我們的政府是個難溝通的政府，問題在于你花不花力氣去溝通，你用的人有沒有好的溝通能力。想達到良好的溝通效果并不難，公司先要重視這個領域，肯花人力、資金、花功夫去研究政府的工作規(guī)律，研究怎樣溝通最有效率、最便捷、最簡單、最能讓雙方達成共識。

安利的營銷模式讓我們不得不經常與政府接觸，所以我們在很早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舉個例子，某個政府部門對你的某個領域做質詢，他其實并不了解，他考慮的只是按照相關的文件去卡。但這個文件是有可以討論的余地和空間的，也有處理的辦法，如果你不溝通，這部分業(yè)務就不能開展，所以逼著你想辦法、找資料，并將這些翻譯成政府的語言解釋給他們聽。這不是違反和對抗，而是將彼此變成合作伙伴的關系來共同尋找一些合作的方法。

《公益時報》：一般跨國公司的捐贈都有著嚴格的總公司審批制度，安利公益基金會是否能獨立執(zhí)行其捐贈行為？在項目運作等方面，機構又如何保持獨立性？

匡冀南：成立企業(yè)基金會對于企業(yè)CSR來講，一定會比你單純的捐款行為更有技術含量，更能解決社會問題。并且從整個行業(yè)的角度來看，企業(yè)基金會數量的增多，對提升整個行業(yè)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安利基金會在財務上是完全獨立的，我們所有的捐贈行為只需要向基金會理事會負責，不需要向總公司報批。但在人員上，基金會和公司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我暫時沒辦法完全獨立出去。一是因為人手不夠用，很難招到既懂得跨國公司運營規(guī)律，又有著公益組織運作經驗的人。另外，基金會有時需要在安利系統(tǒng)內執(zhí)行某些東西，尤其是調研和監(jiān)督方面，比如我想知道云南哪些小學的哪些數據，發(fā)一封郵件給我們CSR同事，迅速就可以拿到。這是安利基金會的特色，利用安利龐大的終端銷售人員網絡，有效精準地處理某些事務，并且不需要安利基金會付出成本。

當然，這并不影響我們在項目上的獨立性，項目從設計到執(zhí)行，基金會都有著絕對的自主權。

《公益時報》：目前，為了推動企業(yè)社會責任的發(fā)展，相繼推出針對企業(yè)社會責任的排行榜，但評估標準并不一致。你認為如何對企業(yè)社會責任進行評估更為有效合理？

匡冀南：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企業(yè)社會責任的排名應該以企業(yè)對社會的貢獻程度為標準，但這個標準不是說你捐了多少錢，而是說你的貢獻讓這個社會問題有了什么程度的改觀。

可能你捐的錢不多，但你有更好的模式，更好的調研，更好的號召力，更有效地解決了某個社會問題。這比你捐了一大筆錢卻沒有很好地跟進更有值得肯定。目前，公眾對于企業(yè)社會責任技術含量的尊重是不夠的。

《公益時報》：從公益從業(yè)者的角度看，對于公益行業(yè)，你希望政府未來有怎樣的引導方向？

匡冀南：我希望政府能創(chuàng)造更優(yōu)越的條件，吸引優(yōu)秀的人才到這個領域里來。這是一個專業(yè)的領域，應該有很多專業(yè)素質和管理素質都突出的人才。他們應該有很強的市場意識、社會服務意識，有很強的敏銳度，有戰(zhàn)略眼光。而現在，這些人都在企業(yè)里呆著。

這個領域的人才缺乏已經到了嚴重的程度，前幾天我給基金會的募款人員上課，我終于明白為什么一些基金會的募款效果那么差。他們完全沒有市場概念，不做捐方分析。他們的募款方法很簡單，告訴捐方說我在做一個什么事，這件事很有意義，我需要幫助，請你把善款給我。問題的關鍵在于，并不是只有你一家機構在關注這個領域，很多人都在做，憑什么我把錢給你。捐贈不是是非題，是選擇題，并且不是單選，不一定非選A或者B，還可以選很多家，甚至可以選E：以上均不。在這個過程中，你不做分析，怎么可能成功？這在企業(yè)里簡直無法想象，我生產方便面，怎么會不考慮其它生產方便面的廠家賣什么東西？我一定會做通盤的市場分析才能推出我的產品。但在公益行業(yè)，這些分析和溝通往往浮于表面。

所以當務之急，這個領域需要從企業(yè)引進人才。而政府不一定非給他們多少錢，可以用其他方法，幫他解決戶口、給他提供一些榮譽等等，給這些人一個信號上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