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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6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棄考創(chuàng)新說
林兆恩講學處——東山樵舍（現(xiàn)東山祖祠）■ 棄考創(chuàng)新說
林兆恩，字懋勛，別號龍江，道號子谷子，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林兆恩出身儒門世家，世代官宦，在18歲時，即嘉靖十三年(1534)考中生員。“嘗慨兆恩自少年時，能習舉業(yè)，冀得致身青云，而顯榮于世者。”顯然當時林兆恩希望如先輩一樣走傳統(tǒng)的科舉道路。在28歲那年，即嘉靖二十三年(1544)，鄉(xiāng)試三次名落孫山的林兆恩從此放棄舉業(yè)，四處求學問道，過著隱逸閑適的生活。
緣于良好的家風，林兆恩從小就有家國情懷。他少年時代就樂善好施，富有同情心。據(jù)《林子年譜》載：林兆恩13歲時，經(jīng)常金銀救濟窮人。母親問他為何?林兆恩回答：“損有余補不足，天之道也。”嘉靖二十三年(1544)，林兆恩兄弟三人遵照父親遺囑，召集債務人，將“千金之券”全部返給他們，取消所有債務，鄉(xiāng)人稱善。
山不轉(zhuǎn)水轉(zhuǎn)。落第后的林兆恩，卻做了人生的另一種選擇。他轉(zhuǎn)而出入佛門道觀，遍游名山大川，到處尋師訪道，追求個人精神解脫。經(jīng)過五年的彷徨、思索，林兆恩對當時儒道釋三教的神圣性有諸多疑問，便“銳志于心身性命之學，遍叩三門”。“數(shù)年間，如癡如醉，如顛如瘋。凡略有道者，輒拜訪之，厚幣之，或懈逅儒學玄裝，雖甚庸流，亦長跪請教。”通過認真比較，反復研究，他恍然大悟到原來儒道釋三教的宗旨是趨同的，只是有所側(cè)重而已。因此，他主張恢復儒道釋三教之本原。經(jīng)過多年的探索、思考與總結(jié)，林兆恩于35歲那一年，提出了三教合一思想體系，把儒、道、釋三教合為一教，創(chuàng)立了“三一教”，主張立德、從善、行孝、濟貧。他身體力行，不遺余力廣泛傳教，因其主張受到不同階層的歡迎，從者甚眾。
古法解心結(jié)
正當林兆恩專心致志傳教之時，莆田禍起倭患。明嘉靖年間，倭患猖獗，東南沿海深受其害。倭寇侵犯騷擾興化府先后達15次，興化成為倭害最為嚴重的地區(qū)之一。倭寇屢次擾亂攻陷興化城池，沿途燒殺掠奪，搶劫民財，殘殺百姓，“屠戮之眾，而遺骸如積。虐焰之熾，而村落為墟”。
大災必有大疫。倭患引發(fā)了瘟疫的大流行，使莆仙禍不單行，給百姓帶來莫大災難。據(jù)史書記載，“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時疫氣盛行，人多病歿。”“嘉靖四十年冬，倭夷迫城，疾癘并殝，死者相枕，棺難遍施矣。”“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城中大疫。”史書沒有詳細地記載造成多大規(guī)模人口的死亡，但通過“夏，疫氣尤重，鬼常出沒”的恐怖氣氛的描寫，可以想象當時瘟疫蔓延之烈。可見瘟疫的威脅在嘉靖后期“倭寇”為害莆田的歷史背景下，顯得更為嚴重?？梢灾v，此時期莆田社會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如果不及時撲滅瘟疫，莆田將陷滅頂之災。
在這存亡絕續(xù)的重大關(guān)頭，林兆恩見義勇為，在“抗疫”中起到了擎天柱石的作用。
面對倭患與瘟疫造成的莆田積尸盈野、瘟疫恣肆的局面，莆田官府卻采取了逃避的方式，表現(xiàn)出消極的態(tài)度。“郡守易公道、譚新除，聞積尸盈城野，遂停車福清縣，弗敢蒞任。”此時，林兆恩說服家族，并把三一教門徒以及弟子組織動員起來，他采取了幾項有效的應對措施：
首先，掩埋死尸。倭患與瘟疫使整個莆田城就像是個大墓場，在災難中喪生的人，如果尸體沒有及時處理，會腐爛并產(chǎn)生毒素，特別瘟疫死亡的人會成為傳染源。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從夏到冬三次攻埭，擾亂周圍村莊，城郊荔浦一帶百姓被殺甚多，血流染紅了溝水。林兆恩命弟弟兆居、弟子黃仕欽等七人，雇工在城內(nèi)外收尸2220多具，葬于太平山。最為嚴重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九日，倭寇攻破城池，燒殺的百姓達2萬多人。倭寇退，林兆恩謂劉濟策等曰：“城果陷矣。爾等能不忘一體夙心，而掩其遺骼乎?”人手不足之時，他把自家的田產(chǎn)買掉得到的錢，雇人在城內(nèi)外，收尸積薪，火化于南北河尾二山。面對當時的慘象，他痛心地寫下了《作寇退收尸歌》：“與汝形骸一氣分，滿城鬼哭不堪聞;風旙揮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他掩沒死尸的做法既有凈化環(huán)境消滅傳染源的作用，也體現(xiàn)了中國入土為安的風俗以及對生命的尊重。
其次，賑民救災。莆田倭患與瘟疫流行雙禍而至，饑荒隨之而來，腥風血雨的莆田此時風雨飄搖，社會動蕩不安，賑災迫在眉睫。在發(fā)生災荒時，官府通常會減免當?shù)刭x稅或開倉放糧以濟民困，或開展賑災活動。但在如此重大的災難面前，朝廷與莆田官府作為國家社會保障系統(tǒng)卻無所作為，令人失望。原本莆田寺院有賑災救濟，卻在平滅“倭寇”中，國家籌餉因向寺院征收田租，寺院多不堪重負而敗落，無力賑災。另外，通常莆田富有之家也會在災荒時煮粥濟民。但莆田經(jīng)過輪番的“倭患”與瘟疫，富有之家損失慘重。“嘉靖末城破于倭，黃石巨家，煨盡沙礫，迄今未能盡復。”在這危難之際，林兆恩自告奮勇，承擔起了濟民事宜。據(jù)史書記載，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擾亂莆田，城外百姓進城避亂，兆恩先生給予每人錢和糧。神宗萬歷十八年(1590)和二十二年(1594)，莆田先后發(fā)生兩次饑荒，兆恩又捐銀二百余兩、谷數(shù)百石賑濟。林兆恩“或散之錢與金，或惠之米與粥……于是人咸自慶得生。”這是他一次又一次傳遞給莆田人民的溫暖，使莆田人民挺過了多次災難。
第三，救治病人。救治瘟疫僅靠掩埋尸體，消滅傳染源是不夠的，更需要對感染瘟疫者進行治療。明代國家在各地都設有管理、訓練醫(yī)生的“醫(yī)學”機構(gòu)以及發(fā)放醫(yī)藥的“惠民藥局”。但是，這些機構(gòu)在明中期以后，大都名存實亡。林兆恩憑借自己的醫(yī)術(shù)，為民眾治療瘟疫。他運用三教合一的內(nèi)丹理論，創(chuàng)造“九序心法”。據(jù)林兆恩自承：“以艮背法為人卻病，行之多驗。又別有奇術(shù)，能濟人于危急之時。”艮背法講得是氣功療病。氣功，古稱“導引”、“吐納”等，為我國傳統(tǒng)的健身術(shù)，是通過自身調(diào)攝，以煉意、煉氣、煉形為要素的自我身心鍛煉的方法，即“調(diào)身”“調(diào)息”“調(diào)心”，體現(xiàn)了中醫(yī)“正氣存內(nèi)，邪不可干”的理論。
除了用艮背法療病之外，林兆恩還采用古老的醫(yī)術(shù)——祝由術(shù)治療病人。祝由術(shù)來源于中國南方楚地，上古時期就有苗黎巫醫(yī)苗父用祝由的方法治病的記載。早期祝由醫(yī)方在馬王堆出土的帛書竹簡《五十二病方》有記載。祝由魏晉以后融入了道家方術(shù)與釋家的咒禁法，林兆恩的祝由術(shù)可能與他早年出入寺門道觀有關(guān)。祝由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符合中醫(yī)的“精神內(nèi)守，病從安來”的理念，蘊含著樸素的心理暗示、歸因替代、意識療法等心理學思想，有心理治療的作用。有一段記載反映了這一點。“夏，疫氣尤重，鬼常出沒。夜遇先生歌詠登東山，群趨而避之曰：‘三廼教先生來矣。’一老翁未睡聞之。既而先生過去，少頃，復相謂曰：‘到某家去。’一鬼曰：‘某人非甚惡，只好飲耳。其家窮極，饒之可也。’又一鬼曰：‘到某家去。’眾以為然，遂去。次早，果群病莫起。此老乃令人謂之曰：‘可去求林先生數(shù)字即愈。’病家如言求之。先生但書曰：‘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其家咸不藥而起。先生之寫正氣，實自此始。自是幾染瘟疫者，無不籍先生以起死回生矣。”那個特別的時期，驚悚恐懼的人們，古老的祝由術(shù)在心理治療方面有較好療效，并采用艮背法，當時被林兆恩治愈的病人不計其數(shù)，也有不少官吏士大夫也登門求教治病之方。他把艮背法與祝由術(shù)傳授門徒為百姓治病，百姓容易接受，很快推廣開來，療效亦佳，瘟疫得以逐漸遏制。
從林兆恩投身于“抗疫”這段歷史來看，他積極掩埋死尸、賑濟災民、救治瘟疫……這些義舉與他倡導的教旨是相一致的，在家鄉(xiāng)莆田危難之際，改變了他逃避現(xiàn)實的思想傾向，積極投入社會生活;而“舍家紆難”的行為，體現(xiàn)了他的擔當和胸懷，在遏制瘟疫蔓延與重建莆田社會中發(fā)揮了關(guān)鍵作用。這些說明了他由隱至顯的轉(zhuǎn)變過程，也實現(xiàn)了他自己執(zhí)著追求的人生價值。中國自古以來相信否極泰來，再艱難的狀況中都孕育新的可能。因為在此過程中，林兆恩不僅擴大了自己在莆田當?shù)氐耐?，而且不?jīng)意間使他的“三一”學說在莆田和福建其他地區(qū)廣泛傳播開來，“三一教”得到了越來越多民眾的信奉。(據(jù)莆田東南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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