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14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劉選國
今天中國人一說起慈善,往往稱中國慈善剛剛起步,需要向歐美發(fā)達國家學習。而讀完梁其姿的《施善與教化——明清時期的慈善組織》,筆者對中國的慈善發(fā)展史有了更多了解,原來中國也有深厚的慈善傳統和繁榮的歷史,只是由于制度路徑選擇和意識形態(tài)的割裂,加之今天研究、發(fā)掘、傳承不夠,讓我們誤以為當代慈善是站在一片歷史的荒漠。
臺灣學者治學的嚴謹和扎實令人肅然起敬,梁其姿的這本著作是建立在查詢了中國2600多種地方志、數百種中日文古代現代研究文獻基礎上精心研究出的成果。通過她的宏觀敘述和具體案例、數據、進程的分析,讓讀者對十七八世紀中國的慈善事業(yè)發(fā)展有了整體的輪廓把握。本文的上篇指出了中國在慈善歷史上早于西方的舉措,并介紹了民辦官監(jiān)模式帶來的慈善繁榮。作者在本期繼續(xù)闡述中國慈善傳統的后續(xù)發(fā)展。
慈善傳統優(yōu)勢喪失殆盡
在近現代西方宗教慈善、慈善革命浪潮面前,中國明清慈善趨于潰敗并衰亡。
遺憾的是,由于清政府閉關鎖國,因循守舊,腐敗沒落,十七世紀后中國漸失文明領先優(yōu)勢,而接受了文藝復興洗禮后的歐洲,思想文化科技日新月異,公司制及殖民戰(zhàn)略,讓西方國家開啟了瓜分世界的狂潮。而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中國,進一步衰落,淪為帝國主義列強宰割瓜分的對象。這時一批先知先覺的中國人睜眼看世界,再回頭審視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持推倒重來的徹底革命者眾,不僅應對中國延續(xù)數千年的皇權整體進行變革,實行民主憲政,還要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徹底革新。而慈善領域,隨著基督教等西方宗教進入中國,他們以救濟作為進入中國的手段,在華興辦醫(yī)院、學校、育嬰堂、孤老院等,還參與賑災救災,1904年完全引入國際紅十字運動理念的中國紅十字會誕生,此后洛克菲勒基金會、童子軍、救世軍等西方慈善組織陸續(xù)進入中國。盡管清末民初,中國也出現了慈善家南通張騫創(chuàng)辦的系列慈善機構、熊希齡創(chuàng)辦的香山慈幼院、協助政府救災的協賑公所、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中華慈幼協會等影響較大的慈善組織,也有學習西方立足中國文化傳統推向國際的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但總體看,在中西公益組織同臺競技的格局中,紅十字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組織因其先進的理念、科學的治理模式、國際化的背景,在中國的影響力逐漸增強,而中國傳統的善會善堂及其后續(xù)慈善機構,因機制的僵化和資源的缺乏,逐漸走向衰落。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慈善更是出現了三十年的斷裂和空白。梁其姿在縱覽中國明清慈善歷史后,得出結論認為:“慈善濟貧組織的發(fā)展,從明末到清初,雖然數量上有大幅度增加,及組織方面的變化,但一直沒有將救濟問題變?yōu)?lsquo;經濟問題’,慈善組織的重點仍在行善,即以施善人的意愿為主,受惠人的需求為次。換言之,慈善組織的功能一直停留在教化社會之上,而沒有轉化到經濟層面。”因此,“明清慈善組織的歷史意義與福利國家的傳統毫無關系,而在于調整政權與社會的關系”。的確,中國慈善事業(yè)被統治者作為紓解社會焦慮、鞏固政權、穩(wěn)定社會的工具,因此,就像宗教一樣,新中國把它們看作封建社會的“偽善”、是統治階級麻醉民眾的鴉片,應當隨著被推翻的三座大山一起清除掉。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思想指導下,政府既是社會一切資源的擁有著,也是社會一切需求的供給者,政府可以包辦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需求,因此,政府計劃可以取代慈善。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還一定程度容許慈善團體存在,但到了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慈善團體、機構完全停辦或由國家接辦、改組;因此,中國曾經繁榮的慈善事業(yè),在政府無所不能的模式下,除了紅十字會被改組外,善堂善會、慈幼院、育嬰堂等慈善組織,還有國外教會興辦的學校、醫(yī)院等公益機構,全部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國有或集體資產。吊詭的是,似乎有了無所不能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再也不會貧寒饑饉,人民再也不需要慈善機構了,但當1958年后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來時,依靠政府單一的糧食物資的供給渠道,造成了中國歷史上餓死人口最多的大饑荒,給了我們一記大的教訓。
逐漸復興的中國慈善
中國慈善現已進入資源豐沛、機構擴張的發(fā)展機遇期,汲取本土營養(yǎng),融匯國際經驗,開創(chuàng)具有國際性的中國慈善組織應成為目標。改革開放后,伴隨著市場經濟快速發(fā)展的腳步,中國的慈善得到恢復和振興,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黨和政府鼓勵公益組織發(fā)展,不斷放寬對公益慈善類組織的登記成立條件,而且從稅收政策上予以激勵,帶來了又一次中國公益事業(yè)的繁榮。
隨著梁其姿的視野,回顧中國明清以來的慈善史,讓人深思的是:在西學東漸過程中,尤其是在我們接受以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及意識形態(tài)過程中,不僅僅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被我們拋棄了,曾經領先世界的中國慈善組織和慈善文化,也同樣被遺棄。本來中國清末慈善組織已經呈現了一些現代組織管理思想的萌芽,但是在近現代國運衰敗的世界大視野下,我們引入世界先進的人道、慈善組織形態(tài)和理念,卻像潑洗澡水連同孩子一起倒掉一樣,拋棄了我們中國曾經的慈善輝煌和傳統。
誠然,中國傳統慈善思想和慈善組織在中西較量中慘遭潰敗,直至湮滅,個中緣由除了中國經濟實力衰落的根本原因外,中國王權對私有產權的遏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國的政府一直過于強大,由于封建帝王懼怕民間社會力量強大帶來政權的危機,一直采取抑商重農的思想,壓制民間士紳和民間資本的強大,壓制思想、學術和結社的自由,因此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沒有民間資本壯大的空間,也因此沒有出現石油大王、鋼鐵大王等民族資本家,也難以產生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紅十字會之父)、卡內基、洛克菲勒這樣偉大的慈善家,難以孕育紅十字會、救世軍、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偉大的公益組織。另一方面,我們在民族危機面前,在急迫引進國外政治、文化、經濟模式時,包括慈善模式,缺少對本土中華文明的自信,不分良莠的自殘和否定,造成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的湮滅。
今天,中國正朝著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邁進,中華民族的復興已成為當代中國人的神圣使命,國盛必然伴隨著文化的繁榮。我們承認在十八、十九乃至二十世紀的世界發(fā)展中,中國一度落伍于西方,因此近現代史我們一直處于制度、技術、文化輸入地位。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我們不僅創(chuàng)造了世界經濟發(fā)展奇跡,還創(chuàng)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因此,打造中國的軟實力,我們不僅應有政治、制度、文化的自覺、自信,還應有文明的創(chuàng)造和輸出。近年來,中國公益慈善組織雖然發(fā)展很快,但走出國門的還很少,形成國際性影響的更少,盡管我們政府強推的孔子學院網點遍布世界,但似乎得到國際的認同不夠,倒是臺灣省的慈濟慈善基金會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就從一個小島的佛教慈善組織發(fā)展成遍布世界五大洲、六十多個國家的國際性慈善組織,其發(fā)展模式和路徑值得大陸公益組織借鑒。當代世界,政府、經濟組織、非營利組織三部門鼎立、協同治理,已成為常態(tài),而非營利組織在全球善治中發(fā)揮作用越來越大。作為全球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的大國,進入世界富豪榜的華人不斷增多,中國的公益慈善組織理應當在國際承擔更多的責任,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國的慈善文化既要汲取世界經驗,同時也要發(fā)掘傳承中華本土慈善的傳統,并在此基礎上融匯創(chuàng)新,開創(chuàng)世界慈善的中國范本,出現“在全世界造福人類”的偉大慈善機構。
■ 劉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