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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8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明敏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一場由愛德基金會主辦，南都公益基金會、騰訊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等聯合的亞洲減災救災國際研討會在南京召開。
近十年來，亞洲地區(qū)地震、臺風和干旱等自然災害頻發(fā)。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參與到救災工作之中。自2008年汶川地震發(fā)生后，減防災問題也開始在我國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救災主體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和矛盾。
民間組織參與減災救災究竟該怎么做，民間救災組織現在都在關注什么?來自中國、印度、菲律賓、孟加拉、印度尼西亞、日本等亞洲國家的幾十家救災機構代表在會議上各自分享了自己的經驗，政社互動、社區(qū)建設、女性權益等成為論壇現場討論的關鍵詞。
政社互動協同應對
NCCP是菲律賓較大的一家民間救災組織，也是國際救援聯盟成員。該機構負責人愛德華·桑托斯認為：“民間救援應該團結長期合作伙伴協作互動救災。”
菲律賓屬亞熱帶氣候，是一個臺風、火山災害多發(fā)國家。2012年菲律賓曾遭遇超強臺風“寶霞”侵襲，造成200多人死亡。菲律賓政府下達命令要求各省對災情進行評估統計，上報相關信息，但這項工作最終并沒有很好完成。
有著多次救災經驗的NCCP迅速啟動了救災機制，并選擇和當地教會合作。教會成立專門工作團隊參與了災情評估。
“那場臺風過后，政府每天發(fā)放50比索，但實際上當地受災群體的困難遠比政府統計大很多，這部分缺口只能由民間來補充。”愛德華·桑托斯表示。
由于教會在菲律賓各地存在十分普遍，使得災情評估工作得以順利開展。而這正是NCCP選擇與教會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教會在當地的特殊影響力，能夠吸引很多志愿者。這些人盡管屬于教會，但他們會幫助NCCP籌款并參與一些緊急工作，對NCCP的救援產生了許多幫助。
“NCCP不僅只是選擇當地教會來進行合作，官方的城市救災中心、全國救災合作社、菲律賓紅十字會和菲律賓福利部門也是NCCP合作伙伴，我們愿意與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行業(yè)的人合作，這使得NCCP并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在緊急救援關頭哪個部門能夠迅速啟動響應機制就會成為我們的選擇目標。”愛德華·桑托斯強調。
作為主辦方的愛德基金會則覺得社會組織之間的協調與聯合，將成為下一步社會組織發(fā)展的大方向。
譚華是愛德基金會的員工，早在1991年的華東水災中，愛德基金會就通過海外募款募集了200多萬美元用于抗震救災工作，成為較早的大規(guī)模、直接呼吁國際社會的援助案例。
譚華覺得，如何為社會組織爭取更大的空間，不是單個機構能夠解決的問題，而諸如平均主義與公平公正的理念倡導上，社會組織應當向政府及相關部門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借助政府的力量，達成理念和操作方式的轉變。
愛德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仲輝表示：“1987年至2000年間，中國社會組織整體數量不多，政府成為救災的絕對主導，在汶川地震發(fā)生后，這一格局有了一定改變，面對大量涌入災區(qū)的社會組織，政府采取了與社會組織積極互動的態(tài)勢，民間組織救災同樣應該與政府進行很好的協作。”
社區(qū)建設“助人自助”
“助人自助”是另一個在論壇中被機構提及多次的話題。
如何助人自助?NCCP希望調動災區(qū)人民全員動員起來，讓所有人都參與早救災項目中，不管是漁民、農民還是其他人。這樣做的目的在于讓人們知道，怎樣的做法是對災民們最為有利的，災民自己的利益在哪里。NCCP救災中成立的相應機構，還可以給災民們提供一些重要的物資，讓他們自己建設自己的家園。
中華仁人家園也是一家國際性的NGO組織，主要涉足災后房屋重建項目。該機構亞太地區(qū)項目負責人趙秋婉同樣表示：“災后重建過程中很難且十分重要的一環(huán)就是災民參與。”
據趙秋婉介紹，中華仁人家園在災害發(fā)生后會很快投入到救災中，房屋重建是該機構關注的重點。中華仁人家園為災民們提供建房所需的相應物料，并與災民協商房屋建設方案，規(guī)劃合理建設路徑。但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環(huán)，最重要的是調動災民建房的積極性，讓災民主動參與到房屋建設中來。
“讓災民參與的一個很大好處就是讓其找到存在感和價值感，災民自己動手建房不僅掌握一項建房技能，也能夠在今后帶動他們主動做其他重建工作，這將很好體現助人自助的理念。”趙秋婉說。
而內地機構中國扶貧基金會救災項目負責人王鵬也和趙秋婉有著相同看法。
2010年4月青海玉樹地震發(fā)生后，王鵬在基金會救援的項目地甘達村搞起了“社區(qū)實驗”。由于當時震后甘達村災民基本沒有能力進行生產自救，王鵬通過基金會提供200萬元援助甘達村，在與村民商議后買了8輛卡車成立一支運輸車隊跑起了運輸，而經營權則完全交給該村災民。自主經營權的下放使得災民都很有積極性，由于運作出色，200萬元原始資金產生了很大的效益，已經多次分紅。
之后，該地遭遇特大雨雪天氣，相鄰村莊牲畜凍死率在25%左右，但甘達村基本沒有牲畜死亡，就因為該村村民在雪災之前利用卡車早已將料草拉至村內給牲畜鋪墊，避免了因災凍死。
王鵬覺得，正是前期有著災民的積極參與，災后社區(qū)建設才有當前的現狀。但王鵬也不否認，動員災民參與社區(qū)重建是非常難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當初200萬元給到甘達村災民后，災民們就因為當時為啥一定要買車搞經營而不直接將錢分發(fā)有過爭論。
現在王鵬所在的基金會開啟了更多社區(qū)民眾的參與模式：組建了合作社，通過互聯網賣獼猴桃……
心理援助和女性權益
在傳統救災動作之外，災后心理援助和婦女權益也成為與會者熱議的話題。
于洋是江蘇淮安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于洋心理服務中心主任，常年從事災害心理援助的她對災后男女間因性別差異而產生的不同需求及女性權益的維護有著較多的研究，于洋覺得女性在災害發(fā)生后扮演了和男性同等重要的角色。
在汶川地震中，于洋對擂鼓鎮(zhèn)進行過實地調研。她認為，災難過后，男女不同性別之間在各方面并未有顯著差異，只是在情緒表達上有所不同。男性表達負面情感的方式，往往比較內斂，不喜歡選擇將這些事情說出與他人分擔，另外，男性也不太愿意通過哭泣來釋放情緒。而女性表達負面情感的方式比男性要多，她們會選擇哭泣、逛街或與友人聊天來進行壓力釋放，性別差異造成情緒上差異。
NCCP的愛德華·桑托斯也覺得，菲律賓男性和女性表達情感的方式與中國差不多，NCCP要在災后開展心理干預項目會針對不同性別人群進行操作。
而來自菲律賓的索科羅L·雷耶斯則對減災工作中婦女參與和女性權益話題產生濃厚興趣。
對中國婦女在減災工作中的參與度并不了解的她，頻頻把一個個問題拋給了現場與會者，這也讓現場頻出高潮。
“汶川地震災后重建過程中，女性和男性一樣是可以獲得土地分配的，但有些男性也選擇入贅到女方家庭中，這樣的方式有可能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發(fā)揮著更積極作用。”于洋說。
而中華仁人家園的趙秋婉覺得，男女雖然在性別上有所不同，但災后體現權益的表現方式基本都是平等的，例如男性挑磚蓋房，女性就可以進行后勤工作，雙方相互協作。
同時，趙秋婉還稱“在中國開辦的小額信貸(或稱“小額借貸”)項目時常都會有女性來申請，不論性別如何都將平等對待。”
■ 本報記者 張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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