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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5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黎宇琳
■ 黎宇琳
善堂往事
有先進的運營理念
與同時代的“西方公益巨頭”走向了不同的歷史岔路口
在廣州的慈善史里，白綸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同治十年(1871年)，這位在洋行打工起家、后成巨富的商人牽頭創(chuàng)立了近代廣州最早的善堂——愛育善堂。當時正值亂世，清政府連年對外賠款，連對內平叛的錢都出不起，就更沒有“閑錢”來救濟黎民，在那個艱難時勢里，廣州的民間慈善應運而生，林立于西關一帶的善堂成了貧民們的守護神。
據學者研究，當時的廣州少說有十幾家善堂，資金最雄厚的有九家，史稱“九善堂”。包括：城西方便醫(yī)院、潤身善社、愛育善堂、崇正善堂、惠行善院、述善善堂、廣濟醫(yī)院、廣仁善堂、明善善堂。
城西方便醫(yī)院為今廣州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前身，惠行善院、崇正善堂為今廣州市東升醫(yī)院前身。
這些善堂多半位于西關的工商業(yè)發(fā)達之地，另有一小半雖在西關之外，也是由富有的商人主持打理。巧合的是，與美國現代公益的起源相仿，位于南中國的廣州也是在19與20世紀之交，在時局動蕩的序幕下，由商家巨賈建立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慈善組織。
有人認為，這些年代久遠的善堂只做施粥贈衣、“授人以魚”的簡單慈善，又怎能與洛克菲勒在1904年建立洛克菲勒基金會相提并論?
其實，早在清代，廣州的慈善家們已經有了非常先進的運營理念。
白綸生創(chuàng)辦的愛育善堂就是個中翹楚，它依托于當時繁榮的“十三行”，善堂里有許多商行的“股東”(相當于現在的理事會)，他們不僅每年為善堂捐錢，更發(fā)揮其經商才能，拿善堂資產投資理財。在鼎盛時期，愛育善堂曾擁有近200間店鋪和2500多畝沙田，僅一年的店鋪和田地租金就有2萬多兩白銀。
據說，當年的九大善堂沒有一家是只募款不理財、用“一條腿”走路的。他們或買地買鋪，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入典當行，收取相對較高的利息。用租金和利息支付善堂的各項開支，本金得以不動。用行內的話來說，前者叫做“以土養(yǎng)業(yè)”，后者稱為“發(fā)典生息”。
有道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財力雄厚的善堂在大時代的背景下，自然萌發(fā)了推動社會進步的現代公益理念。施粥施衣等扶貧濟困活動是善堂的常規(guī)動作，此外，他們還興辦義學，招收貧寒子弟，開設義診，對窮苦人士贈醫(yī)施藥，甚至參與到其時風起云涌的革命運動中去。
宣統三年(1911年)農歷三月廿九日，由孫中山領導，黃興等率領數百名敢死隊員在廣州發(fā)動起義，在持續(xù)兩天的激烈戰(zhàn)斗中，被清政府殺害的辛亥革命烈士陳尸街頭，死難者親屬害怕株連不敢收葬。同盟會員潘達微聯絡方便醫(yī)院和愛育、廣仁、廣濟善堂出面收殮，先收得72人，后再收斂多人，施棺安葬于廣仁善堂所設的義地里，于是有了如今先烈中路的黃花崗72烈士墓園。
“九善堂”要是沿著當時的軌跡發(fā)展至今，未必就比同時代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差了，只是在時代大潮之下，他們走向了不同的歷史岔路口。
1950年4月，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在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慈善事業(yè)被視為“統治階級欺騙與麻醉人民的裝飾品”，政府決定對之進行全面接收和改造;1951年，廣州市政府成立了“善堂會館聯合會籌備委員會”(1956年8月改稱市社會公益團體聯合會)，統一管理社會公益社團;1954年后，逐步調整善堂、善院、善社等組織和業(yè)務，舊有慈善救濟團體逐步裁并，改由市政府舉辦的社會福利事業(yè)所代替。同年，走過了80余年的愛育善堂被廣州市社會公益團體聯合會接收，至此，廣州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慈善組織。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以階級斗爭為綱，否定了民間慈善事業(yè)的社會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省會城市的廣州自然不能幸免，在隨后近三十年的時間里，這座城市的慈善軌跡戛然而止。
“為慈善正名”
90年代中期到2004年被視為“公辦慈善主導發(fā)展期”
時間就這樣來到1978年，當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的新風氣吹遍全國，除了帶來了私人企業(yè)，也逐漸解禁了塵封已久的民間慈善事業(yè)。彼時，毗鄰港澳的廣州“近水樓臺先得月”，廣大僑胞和港澳同胞通過各種渠道進行捐贈，其慈善事業(yè)有如久旱逢甘雨，在短短幾年間，就有許多種子生根發(fā)芽。
1984年11月，香港慈善家霍英東為中山大學捐資3700萬港元興建體育館，這是很能代表那個時代的一筆捐贈，引領了華僑慈善資本回鄉(xiāng)支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潮流。該體育館后來名為“英東體育館”，后來更成為了中國大陸第一個“中國大學生體育訓練基地”。
但是，在那個略顯拘謹的80年代，海外的捐贈雖多，但本土的慈善組織卻一直處于蟄伏狀態(tài)，慈善一度成了成功人士的專利，在社會上，當時的人們更喜歡用另一種說法：學雷鋒，做志愿者。廣州開始借鑒香港、澳門等地從事志愿服務事業(yè)的“義工組織”，將其理念與大陸的“學雷鋒”活動相結合。
值得記上一筆的是，1987年，廣州市誕生了全國第一條志愿者服務熱線電話——“中學生心聲熱線”3330564，用粵語說就是“心中的情你盡訴”。
真正的春天，要等到1994年。當年2月，值“中華慈善總會”在京成立之際，《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一篇十分特別的評論員文章——《為慈善正名》。“社會主義需要自己的慈善事業(yè)，需要自己的慈善家。人們都心慈面善，都樂善好施，都樂于助人，那么社會中的假惡便會無容身之地，我們?yōu)橹畩^斗的文明祥和、豐衣足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便會早日實現。”這是該文節(jié)選。
1994年6月，廣州市慈善會成立。這是解放以來廣州市成立的首個慈善團體。在距離愛育善堂關停整整30年后，廣州重新找回了本土慈善組織。
在政治風氣明顯改觀的大背景下，一批官辦慈善組織在90年代中期開枝發(fā)芽：1994年2月，廣東省扶貧基金會成立;1994年5月，廣州市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成立;1994年7月，廣東省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成立……
客觀地說，在一個百廢待舉的歷史階段，官辦慈善組織在扶貧濟困、幫助弱勢群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沒，但是，沒有民間組織的參與，慈善事業(yè)沒有真正的生命力。
時間轉眼來到千禧年，此時，廣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已有20余年，那幾乎是一代人的時光，在那些日子里，家家戶戶都收看香港的電視臺，公民意識漸漸覺醒，不少先富起來的有產者意識到，他們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
一個看似偶然的時機，國際慈善組織傳入廣州。1999年，時任國家副主席胡錦濤會見國際獅子會代表，承諾會在國內創(chuàng)建獅子會。鄧小平之子、時任中國殘聯主席鄧樸方接了這個活，他選擇深圳和廣州作為試點城市籌備獅子會。2001年，剛到省殘聯的郭德勤收到了一份公函，函中蓋上了國務院多個部委的公章，要求其盡快著手籌建廣東獅子會。
2002年4月，廣東獅子會成立，郭德勤任創(chuàng)會會長，在他略顯“放任”的治理思路下，廣州企業(yè)主那種桀驁不馴的創(chuàng)造力與慈善熱情得以激發(fā)，逐漸發(fā)展成純粹的民間志愿組織與廣州本土慈善家的搖籃，劉小鋼、雷建威等廣州慈善界的知名人士皆出自廣東獅子會。
學界將90年代中期到2004年視為“公辦慈善主導發(fā)展期”，2004年6月，《基金會管理條例》的施行開啟了一個新階段，該條例首次提出鼓勵“非公募基金會”發(fā)展的意見，被視為民間慈善的破冰性文件。自此，中國民間基金會登上歷史舞臺，廣州亦尾隨全國大潮，進入了民間慈善組織蓬勃發(fā)展的新時期。
2005年6月，廣州企業(yè)家翟美卿創(chuàng)辦了“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拿到了民政部“001”的批號，中國首個全國性非公募基金會出自廣州。
廣州經濟以房地產、金融等傳統產業(yè)為主，當地企業(yè)家在參與公益慈善時也偏愛傳統的扶貧濟困、捐資助學，除香江集團的劉志強、翟美卿夫婦，恒大集團的許家印、時代地產的岑釗雄等房地產商人均在官方倡議的扶貧活動中常有大手筆捐款，許家印是其中最慷慨的慈善家，曾連續(xù)三年位居福布斯中國慈善榜榜首。但是，這些大老板的資金很少投往一些創(chuàng)新型的民間組織。
2009年9月，卸任了廣東獅子會會長后短暫“歸隱”的劉小鋼重整旗鼓，與中山大學教授朱健剛等人成立了“廣東省千禾社區(qū)公益基金會”，這家有著濃郁學術背景且頗具NGO氣質的基金會雖然資金規(guī)模不大，卻在思想上啟蒙了許多民間公益人士。
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中大教授朱健剛相繼創(chuàng)辦千禾社區(qū)公益基金會、公益慈善研究院、公益慈善書院等一系列學術性公益機構，“中大系”成了廣州公益的思想策源地，本地活躍的公益人士，泰半在此完成了啟蒙。
在這個時期，廣州的民間慈善組織逐漸呈現出一種旺盛的生命力，與別處多依附在官辦體系上生長的民間慈善組織不同，廣州的民間組織像是一顆顆落在了肥沃土地上的種子，無須澆灌，就肆意生長起來。
這種“民間復興”的態(tài)勢，是廣州對歷史挑戰(zhàn)所作出的“回應”。作為珠三角的心臟，改革開放先行之地，這個省會城市流動人口眾多(2014年，廣州1600多萬人中，流動人口首次超過常住人口)，社會問題日趨復雜，經濟發(fā)展與社會發(fā)育“一條腿長、一條腿短”，這種局面對公共服務產生了爆發(fā)性需求，這樣大的需求超出了當地政府的能力范圍，以至于官民雙方都對一種新的社會力量抱有期待。
(據“公益資本論”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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