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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閆冰
憑借自己亦官亦商的身份和豐富的救濟經(jīng)驗，盛宣懷在溝通中國紅十字會和中央政府及地方等方面，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圖為置于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盛宣懷蠟像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在辛亥革命后正式更名為“中國紅十字會”，這是中國紅十字會的緣起。圖為上世紀初期在戰(zhàn)場上救護的紅十字會工作人員
人物簡介
盛宣懷，（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蓀，晚年自號止叟，出生于中國民族工商業(yè)發(fā)祥地常州，清末官員，官辦商人，洋務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業(yè)家和慈善家，中國紅十字會第一任會長，被譽為“中國實業(yè)之父”和“中國商父”。秀才出身，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鴻章幕府，協(xié)助李鴻章辦洋務。盛宣懷創(chuàng)造了11項“中國第一”：第一個電報局；第一家銀行；第一條鐵路干線京漢鐵路；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第一所高等師范學堂南洋公學（今上海交大等）；第一座公共圖書館等。
盛宣懷，至今仍然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作為晚清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名號雖不像李鴻章那樣顯赫，卻也是舉足輕重。“中國實業(yè)之父”、“中國商父”、“中國近代企業(yè)的拓荒者”，后人以數(shù)個這樣的光環(huán)加冕了他的一生。
盛宣懷在為官之路上曾屢次擔當賑濟災民、募款勸捐的職責，他將行業(yè)商會等民間力量納入募款范疇，建立起了公益慈善與民間力量的橋梁。他還首創(chuàng)了“以工代賑”的模式，這個模式的核心理念也與“助人自助”這樣被當代慈善公益界推崇的觀念相吻合。
魯迅對盛宣懷的評價是“賣國賊、官僚資本家、土豪劣紳”，而孫中山卻將“熱心公益而經(jīng)濟界又極有信用”的贊譽給了他。在后人褒貶不一的評價中，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夏東元在其《盛宣懷傳》中寫到，盛宣懷是“處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亦官亦民的紅會
中國紅十字會第一任會長是否為盛宣懷？長期以來存在不同的意見。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在2005年到2008年期間做了大量研究，直到2010年得出結論：中國紅十字會第一任會長是盛宣懷。而真正催生出中國第一個紅十字會的，是1904年發(fā)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zhàn)爭。
日俄戰(zhàn)爭期間，為了救助陷于戰(zhàn)區(qū)的民眾，上海的一些慈善事業(yè)活動家仿效西方紅十字會的章程和辦法，在上海創(chuàng)設了“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是一個與中國傳統(tǒng)慈善組織完全不同的組織，目的是讓交戰(zhàn)的兩國軍隊，都能按紅十字的國際慣例，為他們的救援提供方便。時任中國通商銀行總董沈敦和說：“紅十字會之設始于瑞士，遍于環(huán)球。獨吾國向不入會。以不入會之國而欲設紅十字會，外人必不承認。不承認，則不允入戰(zhàn)地以救民。事亟矣！”
為了讓這個土生土長的組織得到國際的認可，盛宣懷說動了自己的老朋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并游說多國加入，讓這個組織架構看起來更“洋氣”一些。最終，它的權力機構是董事會，由45名董事組成，從中再推出9名“辦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包括有英租界總董、法租界總董、李提摩太等，華董2人包括有沈敦和。而清政府，這時因“局外中立”并不出面。
這為1910年2月中國紅十字會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導的作用，但是由于時局所限，這個紅十字會組織的復雜背景和既不國際又不本土設置，甚至在當時頗有些不倫不類。
戰(zhàn)事結束以后，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繼續(xù)賑濟戰(zhàn)區(qū)難民。三年下來，被救助的總人數(shù)達到46.7萬人，因傷重不治而亡的僅331人。特別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中方還是西方的紅十字會員們，此次行動全部是志愿行動，不支薪水，在當時，都是志愿者加入的模式。
1910年2月，朝廷下諭：“呂海寰等奏酌擬中國紅十字會試辦章程請立案一折，著派盛宣懷擔任紅十字會會長，余依議。”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一份確認清政府下諭指派盛宣懷擔任紅十字會會長的原始文獻。
就在盛宣懷被朝廷“派充”紅十字會會長的前一天，他致函呂海寰說：“紅十字會稿，書奏寄上，關防‘中國’字樣請酌，因近來對于各國皆書‘大清’。”他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希望把中國紅十字會改名為“大清紅十字會”。“中國”變“大清”，兩字之差，卻是紅十字會由民辦變?yōu)楣俎k之意。盛宣懷在另一封信中說得更明白：不如把中國紅十字會納入民政部，由政府辦理。
看到今日，為中紅會究竟走官辦還是民辦而眾說紛紜之時，我們回顧歷史時或可發(fā)現(xiàn)，這種紅會的中國落地模式，最開始就奠定了它亦官亦民的基調，正如盛宣懷在亂世之中創(chuàng)辦紅會行慈善，又在時局稍穩(wěn)時將之賦予徹底官辦的色彩，種種做法使他的一生之中始終充斥著爭議。
勸募高手
與紅會的關聯(lián)只是盛宣懷與公益慈善事業(yè)的一個小小交集。事實上，盛宣懷的有生之年始終處于中國千古未有的大變革之中，社會動蕩、戰(zhàn)爭頻發(fā)、民不聊生，也是自然災害頻發(fā)的年代，幾乎是無歲不災，地主豪紳趁災發(fā)財、政府官員瀆職懈怠亦是常態(tài)。對于這種變革和動蕩，盛宣懷深知已是積重難返。
但盛宣懷用行動做出了自己的選擇。1871年直隸水災，正值盛宣懷投身李鴻章幕府的第二年，為了賑濟災民，他在父親的帶動下從江南籌集了銀兩衣物到天津散發(fā)，本人捐助了賑米兩千石，也因此他被嘉獎二品頂戴。這是他第一次參與賑災行動、從事社會慈善事業(yè)，此后，他組織和參與了數(shù)十次賑災。
1877年到1880年，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陜西五省連續(xù)發(fā)生特大旱災，史稱“丁戊奇荒”，這場災害還波及川北、陜北、隴東等地區(qū)，保守估計造成1500余萬人死亡，另有2000余萬災民逃荒到外地。
此時天津賑濟災民的粥廠接連失火，一家粥廠失火后收容的2800名災民死了2287名，這大大震怒了當時的清政府，李鴻章專門成立直隸籌賑局，命人專職負責賑災，其中就有被命為籌賑災局候補道的盛宣懷。
盛宣懷趕赴直隸河間府，下車所見餓殍載道，場景令他觸目驚心，他在《義賑原起》中記錄到“河間大災，赤地千里，天津遍設粥廠途為之塞，李督派余往視河間，先入獻縣境，即見餓民扶老攜幼乞食于道，風吹即倒。”
隨即盛宣懷進行挨戶詳查，上報李鴻章：政府賑災款只有區(qū)區(qū)六千串，以每戶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濟六千戶。他請求借庫平銀一萬兩，以滿足救濟“極貧之戶”之需。由于這是計劃外的要款，可能撥不下來，盛宣懷提出：“此銀如籌賑局無款核銷，擬請代為轉借，俟職道回南勸捐，如數(shù)歸繳，決不敢短少。”
回到南方后，盛宣懷拿出積蓄帶頭捐贈，發(fā)動江蘇、浙江、上海一帶的親友商紳捐糧捐錢，其妻子不忍見他為勸捐憔悴，也拿出了自己的首飾。勸捐主要依靠行業(yè)商會，其機構穩(wěn)定，運轉圓熟，平時從事施醫(yī)、施藥、施衣、施棺、恤嫠、保嬰、惜字等社會救濟工作，災時就成為募捐義賑的組織機構。由于善堂、善會常常帶有同業(yè)商會的背景，基于互助救濟的理念，他們的募捐活動常常頗有效果，是民間賑災救濟活動的主要力量。
在清政府財力虧空之時，盛宣懷的勸捐將民間力量引入救災、義賑代替官賑，不得不說具有歷史性的進步。而盛宣懷本人，一生為賑災捐款一百幾十萬，以今天幣制來計算，有人民幣上億元了。
以工代賑的創(chuàng)舉
隨后，盛宣懷發(fā)現(xiàn)河間地區(qū)的紡織業(yè)發(fā)達，就稟明李鴻章在當?shù)卦O局購買，同時，在收容災民兒童的撫幼局中派人教導年齡稍大一些的孩子紡織技藝，對此李鴻章稱贊其“養(yǎng)民不若令民自養(yǎng)之為佳”，希望每一個院童都能學一門手藝的做法，被盛宣懷用在了他日后所創(chuàng)辦的孤兒院當中，這也是盛宣懷以工代賑做法的雛形。
以工代賑,是指政府投資建設基礎設施工程，受賑濟者參加工程建設獲得勞務報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濟的一種扶持政策。
在小清河航運局北院的一個角落里，現(xiàn)在還有一座兩米多高的古碑，這可能是唯一見證小清河疏浚的文字記載了。其大意為：光緒十九年十一月，由山東巡撫指令登、萊、青道分巡道員盛宣懷首負其責。盛宣懷采取“勸捐籌款，以工代賑”的方法，征調民工數(shù)十萬，耗支白銀七十多萬兩，歷時三年，始告功成。河道展寬至十丈，兩旁馬道各十丈，出河之土夯筑成堤……盡管此碑已塵土滿面，被遺角落，但其雄偉的碑體和精致的雕刻，依舊能看出當年小清河繁忙的航運盛況。
（本報記者 閆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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