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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8 來源 :3ESPACE??作者 : 張夏中
一年后，霍思瑞再去探訪那所幼兒園，發(fā)現孩子們已經變得“非常不一樣”，他們在認真聽老師講課，甚至都沒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她問孩子們能否表演一個節(jié)目，他們僅僅考慮了一會兒，就大方地給霍思瑞唱了幾首歌。
霍思瑞還發(fā)現，這些當地招聘的非科班出身的老師們也開始“放松下來”，不僅敢?guī)Ш⒆拥绞彝馔?，還習慣了游戲式教學和鼓勵孩子們自己解決問題。
云南省富寧縣當地幼兒園在上課這是互濟基金會實施的“未來希望幼兒班一村一幼”項目的一個縮影。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們和老師們的變化越來越大，這讓霍思瑞和她的同事既驚喜又意外，他們很想知道，這個項目對當地幼兒的影響、存在的問題，以及未來的想象空間。
“共同利益”
2018年4月的一天，宋映泉(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以下簡稱“北大財政所”)收到互濟基金會顧問邁克爾•海爾曼(Michael Hermann)的一封郵件，郵件中，邁克爾提出希望宋映泉的研究團隊為互濟基金會的“未來希望幼兒班一村一幼”項目做一個“科學一點兒的評估”。
“一村一幼”項目是近年來興起的一種兒童早期發(fā)展模式，項目幼兒園主要覆蓋偏遠農村地區(qū)的自然村寨兒童，為兒童就近提供低成本的、有質量的學前教育服務。此前，為了完成2020年學前3年毛入園率達到85%的目標，云南省教育廳制定了“一縣一示范”、“一鄉(xiāng)一公辦”、“一村一幼”的學前發(fā)展策略和目標。
2017年起，互濟基金會整合社會資源，運用“未來希望幼兒班”(Preschool of the Future，POF)項目理念，為云南省富寧縣“一村一幼”提供教師培訓、督導和管理幼兒班，以及提供教學材料和工具支持等服務。
宋映泉是北大財政所的副研究員，他和他的團隊關注學前教育問題已經十多年，在教育公益項目評估領域頗有建樹，曾為香港青年發(fā)展基金在打工子弟學校的“資產建立計劃”項目、北京歌路營基金會的農村寄宿制學校“新1001夜”睡前故事項目、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CDRF)“山村幼兒園”等項目做過評估。
收到郵件后，宋映泉和邁克爾做了多次溝通，得知互濟基金會對項目做過一些評估。詳細了解原有評估之后，宋映泉發(fā)現那些評估在樣本量、對照組選擇、評估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
宋映泉對互濟基金會的做法頗為認同，認為“未來希望幼兒班一村一幼”項目“精準地幫助到最弱勢的人群”。此前，宋映泉對邁克爾他們實施的“未來希望幼兒班”印象深刻，這是一個在中國村級社區(qū)做低成本幼兒園的公益項目，德國人邁克爾擔任首席代表的“互滿愛人與人”是發(fā)起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未來希望幼兒班”是中國好公益平臺51個“優(yōu)質公益產品”之一。
云南富寧縣龍內幼兒班課堂老師用樹葉給孩子們上課2018年6月1日，邁克爾專程到北大找宋映泉，再次邀請宋映泉團隊為“未來希望幼兒班一村一幼”項目做評估。這一次，宋映泉答應了。
宋映泉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據他觀察，學前教育領域的問題之一是一些重要研究問題被忽略，許多干預項目是否有效缺少科學評估。這個評估可以在這方面做一些探索。此外，“從教育財政的角度看，如果這個模式可行，將來可以考慮建議政府把它當作一種辦園模式來推廣”，他說。
在與互濟基金會交流中，宋映泉想到此前來辦公室交流的北京三一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三一基金會”)，覺得其“科學公益”理念與互濟基金會項目評估需求頗為契合，于是就建議他們向三一基金會尋求評估經費支持。
巧合的是，從2017年開始，互濟基金會就與三一基金會互動不斷。早在互濟基金會正式注冊前，三一基金會副秘書長沈丹璽就注意到了“未來希望幼兒班”項目，并對其扎根農村社區(qū)探索兒童早期發(fā)展的路徑頗為認同。
項目論證階段，沈丹璽覺得，“未來希望幼兒班一村一幼”項目評估符合三一基金會“推動科學公益”的使命，便有意進行資助。
她認為這將是一筆可能產生巨大“回報”的“投資”，“除了為兒童早期發(fā)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一些經驗和教訓”，還能夠進一步明確‘一村一幼’項目規(guī)模化的可能性，以及了解一線公益組織的發(fā)展需求、評估認知及話語體系。”
云南省富寧縣叭嚨幼兒班自由活動“為了證明村一級也可以開辦質量很高的幼兒園”。這是霍思瑞對這項評估最大的期待。此外，她還希望這項評估能夠指導在地團隊更好地運營農村幼兒園，以及讓項目產生更大的社會效應。
過去兩年，互濟基金會“一村一幼”項目教育顧問李建才經常到互濟基金會“一村一幼”富寧項目點走訪，每次去都能感受到孩子們的變化，這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時刻。在他看來，公益組織介入兒童早期發(fā)展干預，是一件“真正能夠改變貧困地區(qū)孩子們命運的事情”。他希望這個項目評估能夠發(fā)現項目存在的問題，并且?guī)椭麄冡槍唧w問題做出改變。
三一基金會秘書長李勁覺得這項評估資助符合參與各方的“共同利益”。“我們想給行業(yè)一個信號——很值得在項目效果驗證上花錢。”他對這筆“投資”還有更大期待。
“目前，公益行業(yè)內捐贈方和好項目之間的落差、捐贈方對成效評估的投入程度遠低于關注程度等，都是亟待解決且有價值的議題。這些議題點如果放大，也許就會引發(fā)部分機構愿意投入、驅動改變。”李勁認為。
“把腳扎在泥土里”
這是一筆為期兩年、“投資”高達130萬元的公益項目評估，其復雜度和資金額度在業(yè)內并不常見。
起初，項目進展并不是很順利，三方一直磨合到9月底，合同才最終定稿。
更多的是理解與協(xié)商。在資金尚未到賬的情況下，宋映泉團隊借助其他方法，于2018年9月初在項目地完成了預調研。宋映泉團隊的想法是，如果再往后拖，評估團隊所采集的數據就不是干預項目“基線調查”數據了，這將影響項目的干預效果分析。
“一村一幼”項目評估調研工作照2018年10月10日—19日，“一村一幼”項目評估基線調查在富寧縣展開。這次調查由61位來自云南文山學院學前教育專業(yè)的學生擔任調研員，北大財政所、云南文山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兩個研究團隊10位教師負責帶隊，共完成了65所幼兒園1300余名幼兒的發(fā)展測查和70個班級的學習環(huán)境評價，并完成了其他相關人群及所在社區(qū)和村委、鄉(xiāng)鎮(zhèn)的問卷回收工作。
整個調查過程殊為不易，互濟基金會在云南富寧管理的48個項目幼兒班的孩子多為少數民族，溝通是個問題，很多時候，調研員需要找大一點兒的孩子或者老師幫助翻譯才能完成調研。調研期間，負責這次項目評估具體執(zhí)行的北大財政所科研項目主任張眉和調研員們大部分時間住在鄉(xiāng)下收費五、六十元的小旅館，有時甚至需要住在鄉(xiāng)鎮(zhèn)居民家里。
大約90名孩子對調研測試沒有反應，這引起了宋映泉的警惕。社會情感缺失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基線調查期間，宋映泉曾到富寧縣縣城一所幼兒園參訪，宋映泉注意到一個孩子，一直站在幼兒園走廊里望著媽媽離去的方向。他了解后得知，孩子與打工歸家的媽媽待了幾天，舍不得離開媽媽。宋映泉他們試圖安慰這個孩子，但都無濟于事。
因為父母外出打工，富寧縣很多孩子在幼兒園階段就開始寄宿。“留守對孩子們的社會情感發(fā)展有很大影響。社會情感發(fā)展得好，孩子們可以向社會正面地表達愛、關懷與責任，反之，則可能傷害自己或者別人。”宋映泉說。
眼下，城鄉(xiāng)兒童社會情感發(fā)展的鴻溝在拉大。張眉認為，對于偏遠地區(qū)的兒童，未來需要進行更多元、更綜合的干預。
“一村一幼”項目評估調研工作照還有更多關聯方在推動這項評估。云南省教育廳派了一名學前教育專干陪同宋映泉團隊完成預調研，富寧縣教育局等相關部門為這個項目晝夜加班，云南師范大學的一名教師給調研團隊“支援”了兩名研究生，這兩名研究生后來還為富寧縣的幾所幼兒園帶來了培訓機會。
當地合作伙伴的全心投入讓張眉印象深刻。富寧縣教育局一名幼教專干甚至為了協(xié)調這個評估項目放棄了國慶節(jié)休假，張眉過意不去，提出要給一些勞務費。對方謝絕了，說“你們是來幫助我們的，我再要勞務費就很不好意思了”。
當地幼兒園上課場景在李勁看來，無論是項目方、評估方、資助方，還是其他關聯方，在“一村一幼”評估項目進行階段，都“把腳插到泥土里”。
基線調查期間，沈丹璽和三一基金會項目官員嚴釬也到現場走訪。一連幾天，他們跟著調研團隊到處跑，觀察調研員們做測試、訪談、收集數據，訪談“一村一幼”項目點的園長和老師。走訪過程中，沈丹璽他們加深了對項目的認知，并把一些項目建議反饋給了互濟基金會。
難能可貴的是，互濟基金會一線團隊對項目評估有較為充分的認識，過程中一直與評估團隊學習問卷制作、數據采集、數據分析。“這對公益伙伴而言，是一次內部能力建設的過程。”沈丹璽說。
對于三一基金會而言，這也是資助官員培養(yǎng)中的一次練兵機會。在沈丹璽看來，作為項目資助方，通過實地調研快速學習所資助項目所在的領域，是資助官員必備的一項重要的能力。此外，實地調研項目有助于資助方更好地與項目方、評估方進行對話，還可以將項目深入淺出地分享給公益伙伴。
在加入三一基金會成為資助官員之前，嚴釬在一個公益機構做項目執(zhí)行。在實地探訪期間，她盡量換位思考，從項目方的角度去想如何利用好這次評估機會。
在資助型基金會項目官員的培養(yǎng)上，三一基金會發(fā)起人梁在中是有“野心”的，他認為“好的項目官員是磨出來的”，并且希望三一基金會的項目官員“要成為其所在領域的絕對權威”。
“這就要求我們的項目官員有眼界、耐心、恒心和信心，項目官員只有到復雜項目里‘打滾’碰得滿頭是包，身上有一些東西‘洗不干凈’了，就沉淀下來成為能力了”，李勁說。
“連接者”和“促成者”
評估項目進入基線調查報告撰寫階段，一切都按照計劃進行著，直到外部環(huán)境陡然發(fā)生變化。
2018年11月4日，富寧縣教育局告知互濟基金會，在上級政府的引薦下，富寧縣教育局獲得一個新項目的支持，新項目將支持在富寧縣招募符合條件的幼教志愿者，將村里閑置房舍資源布置為活動場地，志愿者經過培訓后以“送教入村”方式為幼兒就近提供早期啟蒙教育。
新項目進入富寧縣，可能影響“一村一幼”評估項目的實驗組、對照組，幼兒園教師薪酬、學生來源、教師培訓等或將受到“干擾”。這是“一村一幼”評估項目參與各方始料未及的。
一場決定“一村一幼”評估項目“生死”的論證開始了。在三一基金會的推動下，互濟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專程趕到北京，與北大財政所、三一基金會商討解決辦法。
那次會議上，李勁給出的態(tài)度是:三一基金會對項目評估不預設任何結果，如果評估中的各項指標、數據的效度還能保證一定水平，評估可以繼續(xù)進行;不強求做，萬一因為外部因素“干擾”導致評估無法進行，三一基金會可以選擇離場。
“科學的態(tài)度是開放的，項目評估本來就需要客觀”。李勁一直這樣認為。
彼時，沈丹璽認為各方需要回到“科學公益”的邏輯里，“該怎么樣就怎么樣，實事求是，把問題剖析清楚”。“與實驗室里可以控制所有變量的實驗不同，社會試驗在進行過程中總會遇到問題。”沈丹璽認為。
最終，宋映泉團隊經過慎重考慮，建議互濟基金會、三一基金會將評估項目繼續(xù)做下去。其間，互濟基金會提供了很多證據，認為新項目進入富寧縣對“一村一幼”項目的影響并不太大。
“一村一幼”項目評估調研工作照“一村一幼”項目評估的每一個階段，都會冒出新的問題，好在三方始終采取互相尊重、友好協(xié)商的態(tài)度。
早在項目預調研階段，宋映泉團隊在實地走訪中發(fā)現，當地交通極為不便、泥石流頻發(fā)，在確保調研樣本量滿足評估要求的情況下，考慮到調研團隊的安全，計劃將樣本量從原定的75所幼兒園調整為65所。
這一變動引起了三一基金會的強烈關注，他們追問宋映泉團隊這將對評估結果“實際”、“確切”產生多少影響。這讓宋映泉頗為感慨：“三一基金會總是把尊重科學性放在首位”。
項目遇到問題時，李勁的表態(tài)至關重要。在外人看來，李勁總能給合作伙伴“釋放很重要的信號，增強他們的信心，并且能在具體的問題解決層面提出一些建議”。
即使項目經驗豐富如李勁，也不否認“一村一幼”評估資助是一個“復雜的case”。如何在“復雜”中協(xié)調各方利益，并且將“科學公益”理念貫穿始終，這很考驗三一基金會的智慧。
三一基金會表現出了極強的邊界感。“我們雖然是出錢的一方，但我們不是最重要的關聯方。我們是積極的資助方，所處的位置要超脫于具體事物，我們主要的角色就是一個統(tǒng)籌者、協(xié)調者。”李勁說。
沈丹璽把三一基金會在這個項目中的角色定義為“連接者”和“促成者”。“我們不會去設定合作伙伴的工作，而是去想如何滿足合作伙伴的需求，以及在合作伙伴的需求之上，挖掘更多的價值，讓每一份善意都能發(fā)揮更大的價值。”她說。
此前，嚴釬做過幾個項目評估資助，她發(fā)現，項目方往往容易對專業(yè)評估團隊產生依賴心理，認為他們是“萬能的”，能夠診斷出所有問題。“實際上，評估所能達到的目標是有限的，項目方必須更主動地與評估方溝通，才能把評估做好。”嚴釬說。
項目進程中，三一基金會“有意識地往后退”，推著項目方主動與評估方溝通。“學術研究團隊與公益組織之間的話語體系肯定會有差別，資助方應該在中間起‘翻譯’作用，不斷思考如何更好地連接雙方，讓雙方更好地理解彼此需求、達成共同目標。”沈丹璽說。
除了做好“連接者”和“促成者”，三一基金會還想在資助項目中做更多事。梁在中有個觀點，“資助型基金會不僅要提供資金，還要提供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源支持。”
從項目到工具、技術
不同的公益項目評估報告，遭遇著不同的命運，有的是項目方花錢做出來給資助方看的，有的評估報告出來后就被束之高閣，只有少數評估報告，實現了評估項目過程、成效或影響力的價值。
“項目評估是通過一套工具去驗證我們的假設，這些假設通過評估可能被證實，也可被證偽，但最終這個結果都讓我們知道一個項目到底會帶來什么變化。”沈丹璽說，“我們不是通過評估去評價這個項目，而是讓項目方更科學地認識自己的價值，以及未來可能實現的價值。”
2019年春節(jié)前后，宋映泉團隊撰寫的“一村一幼”基線調查報告出爐，三一基金會立即在北大組織召開報告解讀會。
三方都對報告內容提出各自的建議，比如，報告里有一個數據顯示，項目園老師與縣城中心幼兒園或縣鎮(zhèn)幼兒園老師之間在某個指標上有區(qū)別，互濟基金會工作人員會從一線具體情況作出解釋;再比如，項目方對“社會情感”之類的專業(yè)名詞不甚熟悉，三一基金會建議評估方在報告中附上具體解釋。
基線調查報告之后，這個項目還有第一次跟蹤調研(2019年5月)、第二次跟蹤調研(2020年5月)，以及對應的兩個調研報告。預計2020年9月，項目成果將對外分享。
“一村一幼”項目評估調研工作照除了“一村一幼”項目評估資助，三一基金會還支持了“以縣帶村在線支教”、“壹基金聯合救災網絡”(部分資助)、“一個雞蛋”等項目評估。不過，這樣直接的資金支持，在三一基金會往后的評估資助版圖中占比會越來越少。
這并非是錢的問題。此前，對于“一村一幼”這筆花費130萬元的評估資助，很多業(yè)內人士認為“很貴”。但這符合三一基金會一貫的資助風格——不限領域、不限金額，一切從項目需求出發(fā)。
事實上，原因之一是這與三一基金會的部分價值觀不符。“相信科學賦能使公益活動簡單易行”，這是三一基金會“3E”價值觀之一“Easy”提出的要求。但類似“一村一幼”評估資助這樣的項目，關聯方眾多、環(huán)節(jié)復雜、周期漫長，且有較大的風險，很難在公益行業(yè)內推廣。
這亦與梁在中對當下中國公益捐贈現狀的思考有關。他認為中國的捐贈缺乏一種人文關懷，“仿佛捐錢成了完善自身精神需求的一個動作，而沒有思考過自己的捐贈行為產生了什么社會影響，解決了什么社會問題”。
“捐贈人、公益人不要再停留在‘苦情捐贈’，而要關注結果，關注對社會的真實影響力，讓捐贈更科學，讓公益更專業(yè)。”梁在中曾這樣表示。
當地幼兒園上課場景三一基金會的愿景之一是“成為中國公益最有力的支持者”，這要求它的資助效果必須具有更廣大的行業(yè)價值，起到“催化式的杠桿作用”。
李勁透露了未來三一基金會可能的項目評估資助格局：少量資助公益項目做評估，把重心放到公益項目評估技術和工具的開發(fā)上。“借助評估技術和工具，公益機構自己可以對一些小型的、不那么復雜的項目進行評估。這可能對行業(yè)的幫助更大。”李勁說。
相關嘗試其實早已開始，并已陸續(xù)“開花結果”。2018年4月，三一基金會作為出資方之一參與發(fā)起了“公益行業(yè)評估支持平臺”，這個平臺的目標包括“制定并推廣公益行業(yè)評估標準”、“培養(yǎng)評估專業(yè)人才”等。不久前，這個平臺發(fā)布了《中國公益行業(yè)資金流動調研報告》。
當“一村一幼”項目評估的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變化時，李勁曾想過它可能給基金會帶來的風險。但他轉而又想，基金會在做資助時，遇到一些特殊情況也在所難免。“對于年輕的資助官員來說，這是一次成長的機會。這種成長所付出的成本，需要基金會來承擔。”李勁認為。
在很多人看來，項目資助就是“給錢”。李勁不這樣認為，資助不是誰都可以做的，“它首先是一門技術，同時還是一門藝術”。
成文：特約撰稿人張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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