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6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讓精神病人合作做面包?這聽起來像是一件瘋狂的事情,但在位于北京東五環(huán)外蘇墳村的北京朝陽區(qū)精神病托管服務(wù)中心(以下簡稱“托管中心”),里面的病人會制作各式各樣的面包,法棒、牛角、桂皮卷、面包圈、火鍋面包……這些面包,會在北京的使館學校或外國公寓售賣。
托管中心常年有200多名病人,他們之中大部分是精神障礙者,托管中心選出幾名病情穩(wěn)定、具有基本社交能力的患者,培養(yǎng)他們成為面包師。
在坊間,精神病人有時也會被不禮貌地喚作“瘋子”,他們索性就把自己制作的面包稱之為“crazy bake(瘋狂面包)”。
做面包,也為他們接觸社會打開了小小的缺口。托管中心主任楊云和面包師們都希望,讓他們有機會像手中的面包一樣,融入人群。
味道“好極了”
托管中心穿白衣服的,除了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就數(shù)面包師。
9月4日早晨7點多,面包師李光景(化名)走出病區(qū),換上潔白的廚師服,廚師帽立在頭上,一身利落。
前一晚,大廚呂文海已經(jīng)和好面,面包師們今早負責揉面、做造型、烘焙,再給做好的面包貼標簽。
做面包本是托管中心的一項康復項目,在此之前,李光景還種過菜,學過電腦,練習英語口語,但只有做面包堅持了下來,也只有做面包的康復效果最好。
最早提議做面包的,是來自瑞士的伊萬和德國的娜塔沙兩名女志愿者。伊萬曾在國外做過心理醫(yī)生,和精神病患者有過長期接觸,娜塔沙跟隨在華工作的丈夫做家庭主婦。她們兩人曾帶著病人一起種菜,因為種菜受季節(jié)限制,她們希望全年能給病人找點事做,提議教病人做面包。
伊萬回憶,十多年前,她看到這些病人都是一種沮喪的狀態(tài),“他們沒有希望,在自己的生活里看不到任何改變,所以我覺得我必須幫助他們。
她下決心創(chuàng)辦“瘋狂面包”,“讓他們看到希望,讓他們知道有改變的可能性。”
托管中心主任楊云還記得,她把做面包的想法告訴病人時,人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大家說的最多的是,我們在家連飯都不會做,做面包更甭想。”
托管中心負責康復工作的王康樂能理解這種退卻,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往往社交能力衰退,生活懶散,情感淡漠,“如果能組織他們一起做面包,會調(diào)動他們各方面的能力,是很好的康復項目。”
李光景、趙大寶(化名)和姜曉輝(化名)三人最早同意參加做面包。經(jīng)過病情評估,以及征得家屬同意,他們都成了托管中心的面包師。楊云把一間會議室改造后,“瘋狂面包”項目就算成立了。
李光景還記得第一次做面包的時候,自己揉面不知道怎么用力,手一直哆哆嗦嗦,“常人”用一天,他學會用了快倆月。趙大寶也是,今天剛學會了怎么捏圓圈,第二天就全忘了,還要從頭學。病人一直學不會擰麻花,就用毛巾來練習。廚師呂文海挨個指導,從擦桌子掃地到揉面,直到第一爐面包出爐的時候,所有人都記得當時的味道,“好極了”。
14年來,面包師們來來去去,有的被家屬接走了,有的發(fā)病做不了,只有最初的李光景、趙大寶和姜曉輝堅持至今。
誰會買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除了“學藝”艱難,大家更大的擔心是,就算面包真做出來,誰會買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我們不停地推銷面包,但讓別人吃我們的面包很難,人們說他們不想吃面包,因為要減肥。實際上我認為最大的原因是做面包的人是精神病人。”在一次訪談中,伊萬說。
好在一些使館學校、國際學校、外國公寓里的老外,成了“瘋狂面包”預訂和零售的大客戶。
李光景回憶,第一次出門去賣面包,他害怕跨出這道紅色的鐵門,“精神病人做的面包,會有人買嗎?萬一被人嫌棄怎么辦?”
好在初戰(zhàn)告捷。在外國公寓賣面包時,他們帶著自制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我們是來自托管中心的精神病人,這是我們做的瘋狂面包,歡迎品嘗”,他們感嘆老外對“瘋狂面包”的熱情,面包很快就售罄。
不過讓李光景最傷心的,還是人們對病人身份的誤解。有一年圣誕節(jié),外國志愿者幫他們聯(lián)系到一家外企,外企年會結(jié)束后,壓軸的節(jié)目就是外企老板推銷李光景懷里的面包,李光景還記得那是小人造型加了葡萄干的面包,面包師們用禮品帶扎好,絢麗的燈光下,中國雇員們很快把面包搶購一空,可年會結(jié)束的時候,眾人散去,留下了滿桌的面包。
跟李光景相比,楊云遭受到的冷眼更加直觀,她組織病人出游,大巴車租不到,公園不讓進,只在公園門口合張影就走了,就連上廁所也被拒絕。
對于這些,楊云不愿意稱之為歧視,更愿意理解為誤解,“是外界不了解精神病人,我們不能要求外界怎么樣,就從自身來改變,比如出游少帶人多批次地出去。”
“我們是一個團隊”
對于李光景、趙大寶、姜曉輝三個人來說,現(xiàn)在做面包算是手到擒來。趙大寶將面餅搟成一張圓餅,用小刀把餅飛快地切成八個角,眾人一人捏一個角,用手盤出牛角的形狀,李光景燒開一壺水,放入小蘇打,把牛角放水里一焯,撈出來,女面包師劉俊(化名)控水,碼進烤盤,姜曉輝接過烤盤,放進烤爐烘焙。十幾分鐘后,幾人通力合作的牛角面包就出爐了。
每個面包師都分工明確,做桂皮卷的時候,有人揉面,有人研磨桂皮粉,有人搭造型,有人碼盤,有人烘焙。
“我們是一個團隊,我們都是戰(zhàn)友,沒有誰能一個人就把面包做好。”李光景一直強調(diào),這是團隊合作的力量,仿佛讓他重拾當年開公司的感覺。
但還是出了一點小岔子。首先是劉俊的廚師帽找不到了,呂文海讓她仔細想想,還是想不起來,楊云給她找了一個頭套代替。做瓜子面包的時候,烤盤上要刷一層植物油,劉俊差點刷成了黃油。她歉意地笑笑,“腦子有點暈,還沒適應過來。”
偶爾也有返工的時候。有一次面和的不合適,烤出來的面包不成形狀,面包師們討論怎么辦,最終贊成返工,“雖然我的身份是病人,也可以糊弄一下,說我吃著藥呢就那樣得了,但我不想湊合砸自己的牌子,要有擔當。”李光景說。
上午10點半,歷經(jīng)三個小時,面包師們的勞動成果是做出了6種口味的118個面包。這些面包被裝進特制的包裝袋,貼上“瘋狂面包”標簽,除了幾個是德國使館學校老師預訂的,其余一百多個要在校園里零售。
半根蠟燭的價值
11點20分,北京亮馬橋附近的德國使館學校的一批學生下課,李光景三人在明亮的教學樓大廳擺好桌椅,售賣面包。他們在這里賣面包已經(jīng)十多年,允許“瘋狂面包”來校園零售,是這家學校的一個公益活動。
一些學生迅速圍了過來。李光景英語好,他負責介紹crazy bake,他有時候會盡力避開與瘋有關(guān)的解釋,“crazy其實還有時尚的意思。”姜曉輝收錢找零。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姜曉輝指著一個大孩子說,他從念小學就來買面包,現(xiàn)在都讀高中了。
李光景喜歡出來賣面包,這里就像是一個小窗口,讓李光景走出鐵門,離人群更近了一點。
下午兩點多,100多個面包只剩下4個桂皮卷,一共賣出了600多塊錢,姜曉輝小心翼翼把這些錢鎖進盒子里。
呂文海說,因為暑假,加之托管中心面臨搬遷,面包房已經(jīng)停工三個月了。許多學生不知道他們今天來賣面包,很多沒帶錢,一名小姑娘甚至要用自己的一罐糖果來換一個面包。若在以前,姜曉輝會把沒賣出去的面包送給這些金發(fā)碧眼的小孩,“后來家長找到我們說,不能免費給小孩面包吃。”他至今感嘆老外的教育方式跟中國人如此不一樣。
面包房給托管中心帶來了可觀的收益,14年來,他們用面包換了一臺冰箱、兩臺洗衣機、三臺空調(diào)、200個收納箱和100把椅子,還為200多個病人更換過幾輪床上用品。除此之外,每個面包師每月會有三四百元的薪水。
“自己還有一點用處,不是待著沒用的。”趙大寶對這筆收入很欣慰,他打算攢一部分錢,給母親買一份禮物盡孝。
李光景找到了存在感和價值感,他坦誠自己身體有點毛病,但特別愿意跟常人交流,“尤其當別人買完面包,那種鼓勵你的眼神,帶給你陽光的眼神。我們趕不上整根蠟燭,但半根蠟燭也愿意,為了光明,燃到最后。”
變化還不止這些。托管中心主任楊云覺得,堅持下來的病人,他們的社交能力、處理個人事務(wù)的能力都在變好,“犯病”的次數(shù)也變少了。
楊云試圖讓托管中心連接外界的窗口更大一點,她找過知名的面包連鎖品牌門店談合作,找基金會談贊助,自己工商注冊面包店,但都失敗了。
不過楊云仍然希望,有那么一天,人們渴了累了,走進大街小巷或?qū)懽謽抢锏囊唤?,能有精神障礙者烘焙的面包,研磨的咖啡,一切往來如常。
(據(jù)《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