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組織、有制度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慈善救濟行為，應當說與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傳入及拓展是分不開的。自佛教在中國生根后，凡跨越家族、宗族、地域的社會化的民間公益事業(yè)，如修橋鋪路、開挖溝渠、植樹造林、放生護生等，往往藉助寺院發(fā)起或有僧人直接參與、主持。在災荒或戰(zhàn)亂年代，各寺院普遍實行的施粥、施衣、施藥、施棺等舉措，也使宗教修行道場成為救濟扶助弱勢群體的避難所。

    本來，佛教徒以“福田廣種”為信念，蓋因佛陀所說增長功德福報的方法，很大一部分內容就是建造有益于社會大眾的公共設施。因此可以說，佛教的福田思想啟蒙了漢地社會公益事業(yè)。

    “福田”的含義

    佛教在談到慈善事業(yè)時，常用“福田”作比喻?！疤铩焙猩L和收獲的意思，“福田”即可生福德之田。凡敬待福田（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收獲功德、福報。

    佛教福田思想的重要經(jīng)典根據(jù)是西晉沙門法立、法矩共譯的《佛說諸德福田經(jīng)》。在這部經(jīng)中，佛祖釋迦牟尼號召“廣施七法”。所謂七法就是：“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果園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yī)藥療救眾?。凰恼咦鲌岳未瑵扇嗣?；五者安設橋梁過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p>

    與《佛說諸德福田經(jīng)》相比，《大智度論》在中國的影響似乎更為廣泛深遠?！洞笾嵌日摗钒迅Ｌ锓譃槎N：一、以受恭敬之佛法僧為對象的“敬田”；二、以受憐憫之貧、病者為對象的“悲田”。另有“三福田”悲田、敬田、恩田、“八福田”、“看病福田”等多種，但都不出悲、敬二大福田。

    在悲敬二田中，佛教更關注以貧病、孤老為對象的悲田。據(jù)《像法決疑經(jīng)》所述：“我于經(jīng)中處處說布施，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貧窮、孤老乃至餓狗，我諸弟子不解我意，專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寶，悲田者貧窮孤老乃至蟻子。此二種田，悲田最勝。”這種強調救助悲苦眾生的悲田思想，是佛教慈善救濟事業(yè)的理論指導。

    南北朝的“僧祇粟”

    據(jù)《魏書·釋老志》載：北魏文成帝時，沙門統(tǒng)曇曜上奏，請求將從劉宋奪得的平齊郡民戶“平齊戶”所應納于國庫的稅收改納僧曹，其管理權委于寺院，并規(guī)定每逢豐歲繳谷六十石于僧曹公署者，為僧祇戶，所繳之谷為僧祇粟?！吧o”意為“大眾”?！吧o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施給。民有窘敝，亦即賑之?！?/p>

    北魏的僧祇粟（戶）制度實際上就是：每逢豐收年，由人民以谷物六十斛（唐制為三千六百升）繳納僧曹公署（管轄寺院的總機關，如同現(xiàn)在的佛教總會），以備饑荒時賑濟饑民之用；繳交谷子的民戶就稱為“僧祇戶”，其所繳的谷子則稱為“僧祇粟”。這些僧祇粟儲存下來，若遇荒年可供賑災之用，待豐收年時再歸還寺院，平時則加以活用，資助平民。這是為救濟饑民而設立的制度，類似今日的農會、合作社的性質。此舉不但增加寺院的人力，同時獄囚們在寺院里接受佛法的熏陶及僧尼的感化之后，常能痛改前非，達到凈化人心的效果，不僅消除了民怨，也解決了國家社會的經(jīng)濟問題。

    此一制度受到當時社會各界的歡迎，迅速普及到各地。如北齊武平六年（575），大水為災，人民饑饉，政府不直接主持救濟，而利用早已實施的僧祇粟、僧祇戶政策，令寺院及富戶去辦理賑災工作。僧祇粟成為一種社會救濟基金，在北朝戰(zhàn)爭頻繁、土地荒蕪、賦稅繁多、瘟疫流行的時代起了積極作用。僧祇戶此后逐漸轉化為寺戶，由寺院直接掌握。

    從南北朝開始，寺院內不但設“僧祇粟”，也設有其它的金融機構，稱為“寺庫”。它接受百姓作質押的典當品和眾多布施財物，以充為寺院經(jīng)濟的基礎，并貸放給貧困的百姓。隋唐至宋朝均繼續(xù)流行此一制度。寺庫到了宋朝稱為“長生庫”，元朝稱為“解典庫”。封建統(tǒng)治者明智地意識到通過鼓勵宗教組織辦理慈善事業(yè)比自身直接經(jīng)辦更具實效。此后，寺院建“義倉”“悲田坊”“安樂坊”“養(yǎng)病坊”“安濟坊”，甚至專收社會不愿問津的麻風病人的“癘人坊”“福田院”等，更是史不絕書。

    隋唐時期的“無盡藏”

    隋唐時期，創(chuàng)立“三階教”的信行法師于長安化度寺創(chuàng)立稱為“無盡藏院”的金融機構，將信徒奉獻的財物貸與他人，用以救急濟難。

    隋唐時的“無盡藏院”，是佛教特有的積儲財物的形式。據(jù)《太平廣記》卷四九三載：“其無盡藏財分為三份：一份供養(yǎng)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份以施天下饑餒悲田之苦，一份以充供養(yǎng)無礙（齋僧）?！逼渲械摹氨铩薄盁o礙”兩部分，具有明顯的救濟性質。其發(fā)明者就是創(chuàng)立三階教的信行（540—594）。信行認為用無盡藏的財物，可以激發(fā)受施者之從善心，施者之菩提心。并特別強調，布施不應該是個人的獨自活動，而需要成為集體的事業(yè)。單獨所行的布施其量雖多卻功德少，但如通過無盡藏匯聚力量，無論布施多么微少，都可不問貧富貴賤、僧俗，互相融通，而成為法界無盡藏行——雖修一行，而成為周遍無盡的布施，所以其功德也最大。故信行要求加入無盡藏的信徒，每天至少要“舍一分錢或一合粟”。無盡藏設有十六種無盡藏施，它把各位信徒的少量供物合在一起，使其價值和宗教功效得以倍增?？陀^說來，“無盡藏院”充當了一種把收入的財產分別用于宗教法事和慈善事業(yè)的分配人的角色，而且發(fā)揮了類似現(xiàn)代銀行的功能。

    始于唐朝的“悲田養(yǎng)病坊”

    唐朝的“悲田養(yǎng)病坊”是由國家設置在寺院內、性質為半官辦半民營的佛教慈善醫(yī)療機構。其所需經(jīng)費均由官府支給，管理和經(jīng)營之責則由佛寺的僧尼擔當。后來，便發(fā)展演變?yōu)橐环N由寺院獨立承擔的慈善機構。一直到武宗“會昌法難”之時，這種救濟事業(yè)仍未被廢止。并且國家為改善當時因大量僧尼還俗，養(yǎng)病坊無人管理而遭廢棄的局面，從官吏中遴選出篤厚誠實者，接管養(yǎng)病坊的管理之責。并根據(jù)養(yǎng)病坊中收容人數(shù)多寡的比例，撥給寺院寺田，以寺田收入作為養(yǎng)病坊的財政來源，若有余額則充作基金用以孳息。

    根據(jù)《舊唐書》及《唐會要》的記載，唐代很多地方有“悲田院”的設立，亦為收容貧困者之用，宋代沿襲其例，改為“福田院”。如北宋嘉祐（1056—1063）之前，即于京師設立東西福田院，嘉祐八年復增設南北福田院，以安頓一般老幼貧疾之人。

    宋代佛教救濟事業(yè)的組織基本上沿襲唐代悲田養(yǎng)病坊的模式，但在組織制度方面更加周全、嚴密。宋仁宗以前，京師已有東西兩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如嘉祐八年（1063）增南北兩福田院，各院有屋五十間，所養(yǎng)各以三百人為額，內藏每年撥給經(jīng)費五千貫。

    宋初的福田院仍由僧人主管，國家每年給福田院一名紫衣、三名行者剃度的額度，用以鼓勵該慈善救濟事業(yè)的開展。后又訂立考核成績的規(guī)范，福田院每存活若干人，即增加度牒一名作為獎勵；反之，如死損若干人，即減少度牒一名作為懲罰。從制度和效果上看，宋朝政府對恤政的執(zhí)行與管理相當出色和成功，宋以后各朝代難以望其項背。

    宋代的這種慈善組織又叫“居養(yǎng)院”，它的形成無疑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如宋元符元年（1098）淮東路設官房，居養(yǎng)鰥寡孤獨、貧困不能自存者，月給口糧，病者給醫(yī)藥。宋徽宗賜名為“居養(yǎng)院”，居養(yǎng)人的口糧、日用錢、冬季柴炭錢，政府也都有具體規(guī)定。

    我國醫(yī)院與佛教的淵源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我國醫(yī)院的起源也與佛教有著密切關聯(lián)。早在南北朝時代，佛教徒就已開始設立醫(yī)療救護機構。據(jù)載齊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道，立六疾館，以養(yǎng)窮民”。梁武帝對單老孤稚者設“孤獨園”收養(yǎng)，“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yǎng)，賑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于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發(fā)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免收租賦”。北齊文宣帝時，北天竺的那連提黎耶舍法師在汲郡（河南）的西山建立三寺，廣事收容癘疾患者，且將男女病房隔開。這些留寺醫(yī)療的辦法，被認為是近代醫(yī)院之濫觴。

    在隋代，更在寺院中設有“癘人坊”，專門收容麻風病人?！独m(xù)高僧傳·那連提黎耶舍傳》說：那連提黎耶舍“收養(yǎng)癘疾，男女別坊，四時供承，務令周給”。又《續(xù)高僧傳·釋智巖傳》說釋智巖“后往石頭城癘人坊住，為其說法，吮膿洗濯，無所不為。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癘所”。那連提黎耶舍逝于開皇九年（589），其所辦的“癘人坊”可能早在南北朝時已設立，極可能淵源于南北朝時佛教開創(chuàng)的“六疾館”。所以有學者認為“醫(yī)院的起源，恐與佛教寺院有關”，不是沒有道理的。

    病院的設立，最著名者是唐朝的“悲田養(yǎng)病坊”，這是根據(jù)佛教的福田思想，由國家設置在寺院之內的社會慈善機構。悲田養(yǎng)病坊把貧窮患病無力求醫(yī)瀕死者、老而無所養(yǎng)者、貧窮流落街頭者、幼失所親而孤苦者等等社會弱勢群體集中起來，施以安養(yǎng)。武則天于長安年間（701—704），命令在全國設立“悲田院”以收容孤兒及孤老，設立“養(yǎng)病院”對疾病者施予安養(yǎng)治療。

    僧尼們并不僅僅從事于這種由國家所辦的救濟事業(yè)，還自發(fā)建立相關組織機構以更好地服務人群。如唐朝初年，洪昉禪師賴其行乞所得，“于陜城中，選空壙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yǎng)病者數(shù)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云”。在瘟疫流行之時，由于患傳染病人數(shù)太多，無法集中到寺內治療，僧醫(yī)即游行鄉(xiāng)里，拯救危急。

    寺院的病坊也惠及癘疾、癩病、麻風病等患者。癩痢者所發(fā)出之惡臭污穢，人們掩鼻避之唯恐不及，僧人不僅收容，而且親自為之洗滌、吸膿。如據(jù)《續(xù)高僧傳》記載，唐初蜀地福成寺的道積法師，碰到“諸有癩疾洞爛者，其氣彌復郁勃，眾咸掩鼻。道積與之供給，身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為補浣。時有問者，積云：‘清凈、臭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為行也，而患己不能及之”。

    悲田養(yǎng)病坊后來采取在官方補助下由佛教寺院辦理的形式，所以得到較大的發(fā)展。最后逐漸完全轉到官府手中，由官方委托地方名人管理，改稱“福田院”或“居養(yǎng)院”。（據(jù)《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