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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碧城(1881-1943),中國近代著名女詞人,被稱為‘近三百年來最后一位女詞人’。她是中國第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同時也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女編輯、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同時也是女權運動家,終生未婚,可謂奇人。 由呂碧城作為主要推手創(chuàng)辦的中國保護動物會,在中國近代保護動物史上影響甚大,是一個由中國人自己主張興辦的保護動物組織。 呂碧城其人 呂碧城在清末及民國時期的中國文壇享有相當盛譽,早年專心于中國女權事業(yè)的發(fā)展,在擔任《大公報》撰稿人期間發(fā)表了許多令人贊許的詩詞作品而受到廣泛關注,女權倡導者秋瑾就曾與其互相傾慕,秋瑾甚至使用過“碧城”二字作為筆名。 1904年,秋瑾從北京趕往天津,特意拜訪呂碧城。雙方一見如故,但二人在革命與女權事業(yè)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最終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呂碧城的選擇,是創(chuàng)辦女子學校,傳播現代女性教育,而秋瑾則在1907年被捕并被殺害。 1907年,呂碧城赴北京演講,認為女子教育是當時“最重大及急迫不可緩的要點”,認為“我國女學不發(fā)達,實因沒有一總會聯(lián)合研究的緣故”,由此提議設立女子教育會。 民國元年,呂碧城被袁世凱聘為總統(tǒng)府秘書。1914年,呂碧城加入當時著名的文學組織——南社。南社是清末由柳亞子、陳去病、高天梅三人在上海發(fā)起組織的革命文學團體,在呂碧城加入的前一年已經開始發(fā)起聲討袁世凱的各種文學活動。因此,作為袁世凱總統(tǒng)府秘書的呂碧城加入南社,其象征意義是非常巨大的。次年8月,呂碧城便辭去總統(tǒng)府秘書一職。 后世所見呂碧城最早提及戒殺動物觀念的文字,是她本人訴說自己于1903年初抵天津時,在報紙上見到伍廷芳提倡的“蔬食衛(wèi)生會”后,便致信伍廷芳,認為“衛(wèi)生義屬利己,應表明戒殺,以宏仁恕之旨”。其后很長時間,呂碧城則全身心投入到女權事業(yè)當中。 1918年,呂碧城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1922年學成歸國。在其1926年再次啟程游歷歐美之前,呂碧城于上海短住,期間曾欲與步林屋共同創(chuàng)辦《護生月刊》,但被拒絕,后者認為呂碧城的愿望過于宏大,不甚現實。1926年秋,呂碧城游美,又打算和日本人一起提倡戒殺,卻未收到好的效果。 呂碧城說,從1926年“庖廚戒殺”后,雖“久欲蔬食”,但因正漫游歐美諸國,也因當時歐美并沒有專門的素菜館,致使其未能實現一直踐行素食的祈愿。在此期間,呂碧城發(fā)現自己戒殺的思想觀念與佛教的某些觀念頗為契合,便有了皈依佛教的打算。 1927年7月,呂碧城抵達維也納,因工人罷工導致的騷亂被困,數日后去往柏林。在歸途中,有兩件事令她感嘆,其一便是“菜場列牲類之生鞟多件,毛色如生,血痕新漬,而駕車之牛馬適行經其處,彼等見之亦有感覺否?牲類為人服役,永無同盟罷工之舉,而反遭屠殺,世有仁者為之呼吁乎?企予望之”。呂碧城認為,人類遭遇到不公能夠舉行罷工等活動進行抗議,動物卻沒有這個權利,因此為這些動物感到不平。 上世紀20年代的倫敦正是工業(yè)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時期,煙囪林立,天空常見濃煙滾滾,泰晤士河臭氣熏天,基本見不到什么魚及飛鳥,這些狀況引起英國人民的不滿,請愿成立“護生協(xié)會”,要求當局改變現狀。呂碧城也經常參加這類活動,還被“護生協(xié)會”授予榮譽獎章。 留歐期間,呂碧城偶然看到《泰晤士報》刊載了皇家禁止虐待動物協(xié)會的公開信,便產生了創(chuàng)辦中國保護動物會的念頭,她“心復怦然,立即馳牘討論”,“遂決計為國人倡導,以禁止虐待及鼓吹戒殺同時并行,倡言無諱,為根本之挽救”。呂碧城在《謀創(chuàng)中國保護動物會緣起》一文中說:“予頻年役形塵網,計畫屢輟,主義未遷。”又因在此間其朋友于街頭得到《印光法師嘉言錄》以及聶云臺的佛學小冊子,呂碧城開始學佛。同時,呂碧城經歷了一次胃切除手術,養(yǎng)病并定居于瑞士,由此斷葷,成為動物保護主義者。 此時的呂碧城,受邀出席國際性動物保護會議,并作為《大公報》的歐洲聯(lián)絡人,常年在國內報紙上發(fā)表相關文章,倡導動物保護理念。 1933年,呂碧城從瑞士回國,在上海住了3年,捐款十萬元給紅十字會,倡導動物保護?!捌咂呤伦儭焙螅瑓伪坛窃俅纬鰢?,輾轉于歐美國家,致力于倡導佛教,希望用佛教理念“護生戒殺”來阻止野蠻的戰(zhàn)爭。隨著二戰(zhàn)開戰(zhàn),呂碧城于1940年返國,寓居香港,潛心學佛,室中懸掛觀音大士像,常以戒殺勸人。 1943年1月24日,呂碧城病逝,享年61歲。她將全部財產二十余萬港元布施于佛寺,并遺囑:“遺體火化,把骨灰和人面粉為小丸,拋入海中,供魚吞食。” 保護動物會之創(chuàng)立 在呂碧城等人看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保護動物的傳統(tǒng),在世界保護動物運動大興之際,中國有理由也有必要成立一個保護動物的專門組織。而佛教恰恰與禁屠、吃素、護生、戒殺等都有密切聯(lián)系,由佛教在背后推動成立保護動物的組織便是情理之中。 呂碧城最早曾以信函向太虛法師與常惺法師請教,并以中國籌組保護動物會一事征詢常惺法師意見。但常惺法師于回復呂碧城1929年7月11日的函中,表示當時尚無實現之可能。 同年10月4日,正是西方的“世界保護動物節(jié)”,呂碧城在《大公報》發(fā)表了《今日為世界保護動物節(jié)——保獸會欲在中國設立分會》一文,提議由中國人自己組建保護動物會。12月7日,中國佛教會致函太虛法師,回應呂碧城主張,提倡設立世界保護動物會中國分會,擬以王一亭為籌備主任,太虛法師等為籌備員。 1933年,《申報》載,動物保護會之所以要發(fā)起組織,是“鑒于人類虐殺動物,實為以強凌弱有乖正誼之事,我國古禮,有無故不殺之條,近代列邦,有禁止虐待之會,雖未能遽止殺生,而猶能節(jié)制,因思種殘忍之因即造戰(zhàn)爭之禍,故世界戰(zhàn)爭之能消弭與否,不系于國際之約章,而系于人心之慈暴,于是乃發(fā)起創(chuàng)辦中國保護動物會,以勝殘去殺”。 1933年5月20日,王一亭等84人于上海功德林蔬食處召開第一次發(fā)起人大會。9月4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許可創(chuàng)辦中國保護動物會。 1934年2月25日,中國保護動物會成立大會在覺園召開。主席葉恭綽報告發(fā)起宗旨,他認為,就當時中國的情況,保護動物會的工作“一定是不容易收速效的,顯系一種永久的事業(yè),亦可以說是一種移風易俗的事業(yè)。說不定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地下去都可以,但我們應有很堅久的力量,繼續(xù)我們的工作……” 保護動物會理事中,許多人都是當時社會名流、政要以及知名的慈善家、動物保護主義者、宗教界人士?!斗饘W半月刊》刊載了動物保護會部分章程摘要,章程中提出,保護動物會“以發(fā)揚本國固有道德,制止或減少人類殘殺行為,保護動物之生命與自由為目的”。章程規(guī)定其行事方法分為消極和積極兩種,消極的辦法是“以政府法令禁止虐待動物、限制捕殺動物、禁止屠殺動物”,積極的辦法是“以宣導力量感化大眾減少殺生、戒除殺生、維護動物”。 根據保護動物會的章程,保護動物會主要工作,一是調查,二是研究,三是宣導,四是訴請。保護動物會設立動物收養(yǎng)處、動物治療所、蔬食會、掩埋隊等機關。按照自身捐贈及勸募資金多少,該會設有不同等級會員。 動物保護之踐行 由于保護動物會所倡導的現代思想與社會認知有所沖抵,包括魯迅在內的名家都對其產生過質疑,足見那個時代對保護動物會的看法。加之日寇侵華正酣,與救人相比,動物保護常被評論家嗤之以鼻。 只是這些聲音從未讓保護動物會停下自身的腳步。 在成立初年,保護動物會就做了許多事,尤其是向各地宰殺動物的機構進行函問、責令說明情況,請求各地政府機關對保護動物作宣揚,并請各地設立禁屠日。從這些來回函復的內容來說,保護動物會確實是凡動物,事事關心,也符合其立會之根本。 7月22日,保護動物會召開第三次干事會議,指出“法租界方面近又舉行捕捉野犬、狀甚殘忍。查龍華地方舊有圈養(yǎng)野犬所一處,久已廢辦,亟應恢復收養(yǎng),以重物命,決議先行派人前往調查,再行設法續(xù)辦”。 8月13日,該會召開第五次干事會議,報告指,《護生報》致函該會,請求制止杭州將野犬抓捕后在烈日下暴曬致死這種行為;致函宣城縣政府,請轉飭孫家埠公安局,禁止人們捕捉烏龜出售兩例。會議對動物節(jié)如何宣傳、接洽出版特刊、制作張貼標語、舉行宣傳大會、聯(lián)絡西人一致保護動物等內容進行了探討。 9月16日,保護動物會召開第三次理事會,決定函請上海市政府于10月4日動物節(jié)通令全市禁屠一天;派張一塵理事前往邑廟董事會,接洽弘正佛會函請救濟邑廟九曲橋魚類;決定租用龍華野犬豢養(yǎng)所屋址辦一個放生園,力圖恢復龍華野犬豢養(yǎng)所;設立放生部,由黃涵之擔任部長;聘請獸醫(yī),決議函聘中華職業(yè)社獸醫(yī)部全體師生為義務獸醫(yī);動物節(jié)宣傳經費,決議由各會員認捐;其他。 …… 此等救助動物措施,不一而足。 在傳播自己理念的層度來考察,保護動物會為了宣傳方便,制定了會標,官方宣稱為“動物標記”,因為歐美各國動物保護組織多用“毋忘我”花作為動物標記,所以該會也同樣以“毋忘我”花作為動物標記。 在具體的宣傳上,一方面,保護動物會在各種報紙上刊登保護動物的理論文章,另一方面,其自身也會印制一些宣傳出版物。而《申報》每年都會為該會發(fā)行動物節(jié)特刊,每次特刊都會有知名人士為刊物題寫相關文字。 1937年4月,保護動物會向佛學會書局商定辦法,決定先圍筑矮墻開辟池沼。最初的時候雖然場地是由保安寺免費撥給使用,但是建筑以及動物飼料仍要自己解決。其后,佛學書局下設的宏法基金將利息2000多元撥給保護動物會使用,該基金每月利息有200多元,也將撥給放生園作飼料費用。直到這時,該會經費問題才算是部分解決。 1937年抗戰(zhàn)已經開始,此時的保護動物會已經不止于將力量投入放到保護動物方面,該年10月4日動物節(jié),報稱:“本年之動物節(jié)日,應致力于傷兵難民之救濟,茲悉該會已商準滬地各電臺,義務舉行護生播音外,所有捐助該會宣傳經費,概行移作救濟傷兵、給養(yǎng)難民之用,又該會全國會員,并于今日素食一天,將節(jié)省之資,移充救濟款項云。” 直至1943年的抗戰(zhàn)關鍵階段,《佛教半月刊》《海報》等刊物依舊能見到以中國保護動物會為名發(fā)行的動物節(jié)特刊,足見該會倡導動物保護理念之堅持及不易。(高文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