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高文興

    在《南開學校第十次畢業(yè)同學錄》里，有這樣一則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于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這位“君”，正是周恩來總理。

    革命伉儷共同救助難童

    “七七事變”后，日本大舉侵略中國。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在內遷的1500萬難民中有難童400萬，其中等待救濟的至少10萬。

    在危急關頭，為救助和教養(yǎng)民族未來，中共中央長江局及其領導下的婦委，特別是鄧穎超、廖似光等在開展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過程中，通過抗日救國會的中共黨員等進步力量奔走動員，為拯救難童積極行動，并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響應。1938年1月24日，武漢召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發(fā)起人會議，會議決定成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全稱為“中國婦女慰勞自衛(wèi)抗戰(zhàn)將士總會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

    1938年3月10日，“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在漢口界線路（今合作路）圣羅以女子中學（今武漢市第二十中學）正式成立，宋美齡、李德全為理事長、副理事長，鄧穎超則自始至終擔任常務理事。

    “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后，聘任了286位名譽理事。共產(chǎn)黨方面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葉挺、博古、鄧穎超、康克清等；國民黨方面有蔣介石、林森、馮玉祥、孔祥熙、孫科、宋子文、李宗仁等；文化界有蔡元培、郭沫若、沈鈞儒、胡適、茅盾、老舍、鄒韜奮等；華僑界有陳嘉庚、胡文虎；還有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司徒雷登等國際友人。可以說，“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是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后最早成立、也是最廣泛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

    從“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成立之初，宋美齡、李德全、鄧穎超等就帶頭捐款。共產(chǎn)黨人沒有私產(chǎn)，但鄧穎超和周恩來仍然各自捐出一個月的薪金。

    在他們慷慨義舉的帶動下，各界人士也本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宗旨，支持贊助保育院。此外，美英等國政府及民間援華組織、南洋愛國僑胞組織和香港愛國人士，也不斷給予援助，成為“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經(jīng)費的主要來源。

    抗戰(zhàn)期間，“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以民間組織的形式，承擔難童救助，減輕了政府和難童家庭的壓力，間接支援了抗戰(zhàn)。同時，也通過自己的工作，擴大了中國抗戰(zhàn)的國際影響，為中國抗戰(zhàn)贏得國際社會更多支持。

    據(jù)檔案記載，至1946年9月結束使命時，“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先后成立了20多個分會和數(shù)十所保育院，救助撫養(yǎng)難童29000多人。

    發(fā)起最大規(guī)模獻金運動

    1937年12月18日，周恩來迎著凜冽的寒風來到武漢。當時，全面抗戰(zhàn)已進行了5個多月，國民政府黨政軍機關大部分遷至武漢，全國性的救亡團體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大多也會集于此。在武漢的10個月內，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創(chuàng)造性地貫徹執(zhí)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針，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各界參加抗戰(zhàn)，掀起了規(guī)模宏大的抗日救亡運動。其中，最具影響力，也最為公眾熟知的就是“七七獻金運動”。

    1938年6月，日軍兵分五路進逼武漢。周恩來和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決定在中國抗戰(zhàn)一周年紀念日（1938年7月7日至9日）舉行大規(guī)模的紀念活動，并將募捐獻金作為主要內容，從而“喚起每一個老百姓的抗戰(zhàn)意識”，以實際行動保衛(wèi)武漢。

    此前，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也搞過3天募捐，但所得不過4000元。因此，政治部部長陳誠最開始對該活動持懷疑和反對意見，認為一定會遭到失敗。但周恩來態(tài)度堅決，最終使陳誠同意。

    事實上，這一次的獻金運動可謂盛況空前。

    獻金運動第一天，即7月7日早上9點左右，武昌司門口、漢口三民路總理銅像前、漢口世界影劇院門口等6座獻金臺同時隆重揭幕，各獻金臺人潮洶涌。獻金者有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國民政府黨政要員、一般軍人、公務員、文化界人士、商人、工人、農(nóng)民、店員、職員、車夫、小販，還有家庭婦女、豪門閨秀、老人、孩童以及難民、乞丐等。有獻紙幣的，也有獻銀元、銀鼎、銀盾和金銀首飾的，還有獻藥品及衣物等，少者幾分，多者上萬。

    周恩來等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不僅是這次獻金運動的發(fā)起者和領導者，也是積極參加者。獻金運動進行到第三天，即9日下午，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組成的“中國共產(chǎn)黨獻金團”尤其引人注目。

    他們乘坐車牌號為“軍5209”的卡車行駛到了漢口江漢關獻金臺。周恩來獻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240元月薪。接著，董必武、鄧穎超、吳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將他們任國民參政員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獻出。他們還受毛澤東的電報委托，將其任國民參政員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獻。同時，還獻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費1000元。另外，李克農(nóng)代表八路軍全體將士，獻出從伙食費中節(jié)約下來的1000元。還有葉劍英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各獻當月薪金5元。國民黨黨政軍大員、國民參政員和中間黨派及無黨派人士也踴躍獻金；普通民眾更是紛紛獻金。

    本次獻金活動原定3天，可到了9日晚，臺前“還是擠滿了人，把臺幾乎都擠垮了”。面對如此熱烈的愛國場面，獻金日不得不延長兩天，即到11日結束，并增設流動獻金臺10余座。

    在周恩來的倡議和主持下開展的武漢“七七獻金運動”，在短短5日內，籌資達百萬之巨，參加人數(shù)有50萬之眾，將武漢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峰，被郭沫若形容為“狂潮，要把武漢三鎮(zhèn)掀翻了”。此次獻金運動的意義，也正如7月11日《新華日報》發(fā)表《獻金臺上》一文中所指出：“這次武漢三鎮(zhèn)的轟轟烈烈的獻金運動，其情形的熱烈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這次獻金運動，是中國興亡的重大測驗，測驗的結果如何？可以萬分肯定地回答：中國不會亡，中國一定復興！”

    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

    1959年1月，周恩來到廣東從化看望因病在那里療養(yǎng)的鄧穎超，卻發(fā)現(xiàn)溫泉都被干部療養(yǎng)院占了，當?shù)氐钠胀ò傩针y以享受到溫泉。

    他在視察溫泉小學時問道：“孩子們有沒有洗澡的地方？普通群眾有沒有洗澡的地方？”負責人解釋道：“因為經(jīng)費困難，還沒能給當?shù)厝罕娦藿ㄔ〕亍！敝芏鱽砗苌鷼?，批評說：“都知道洗溫泉好，能治病，可當?shù)厝罕娮孀孑呡吷钤谶@個地方，卻洗不上溫泉。你們說，群眾會怎么想？你們在溫泉邊修建這么好的房子給我們住，我們隨時都可以享受溫泉，溫泉地區(qū)的老百姓卻洗不上溫泉，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薄拔姨嵋粋€倡議，凡是到溫泉療養(yǎng)的同志，向當?shù)鼐杩?，給溫泉人民建一座溫泉浴室，我和小超帶頭，每人捐100元?！碑?shù)刎撠熑艘姞?，連忙說：“我們一定想辦法給群眾建浴室，總理的錢就不要捐了。”“不，這是我和小超的一點心意，你們一定要收下?！被氐阶√幒?，周恩來就讓秘書送來了200元錢，堅持讓負責人收下。

    1962年，周恩來到從化開會時，仍記掛著為普通群眾建溫泉浴室的事，他專門詢問當?shù)刎撠熑耍簻厝∈液貌缓糜?？群眾滿不滿意？當?shù)弥蛔灿?8間沖涼房、可同時容納50多人洗澡的溫泉浴室已經(jīng)建成時，周恩來滿意地笑了。

    臨終捐出所有個人財產(chǎn)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的保健大夫張佐良在為周恩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guī)檢查時，從顯微鏡高倍放大視野里發(fā)現(xiàn)了4個紅細胞；三天后，再一次為周恩來復檢時，紅細胞的數(shù)量變?yōu)?個！復檢是由北京醫(yī)院進行的，檢查報告單上赫然寫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九個大字。

    周恩來頑強地工作到1974年。這時，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復發(fā)，血尿不止。“有時疼得總理在沙發(fā)上翻滾。”“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療，隨時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發(fā)心臟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睆堊袅即蠓蚝髞砘貞浀馈?/p>

    從1974年6月1日起，周恩來不得不告別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廳，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yī)院住院治療，開始了偉人生命的最后階段。

    周恩來臨終交代鄧穎超，將六伯父原來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歡觀賞的那批國寶級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周恩來的六伯父周貽良，晚清時任過淮安府總文案、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國初年又曾任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長等職務，后因看不慣民初軍閥的明爭暗斗，棄官歸于揚州。他對收藏和鑒賞古董、字畫產(chǎn)生興趣，最后竟傾畢生積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詔版、漢代錢幣、宋代名家字畫等數(shù)十件國寶級文物。

    1953年9月2日，周嵩堯在京病逝。去世前，遺言將自己收藏一生的貴重文物全部贈送給侄兒周恩來。周恩來臨終前又遺言鄧穎超：“將這批文物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p>

    周恩來逝世后，鄧穎超沒有向組織提任何個人要求，反而向前來慰問的中央領導轉述了周恩來生前的三個要求：

    一、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將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二、還能正常穿著或者平日里穿著較少的衣物贈予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能穿的一定要燒毀，不要留作紀念、搞紀念館等特殊化的事情，其余有價值的物件全部上交國家；三、不要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

    經(jīng)過工作人員的計算，周恩來、鄧穎超兩人一共結存了5709.80元，這筆錢全部交給了中央特會室；1992年鄧穎超逝世時，她積攢的5437.15元，又再次捐獻給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