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彥威

    林木資源狀況關系到國家建設及百姓生活，也影響到農業(yè)生產環(huán)境和居住環(huán)境，因此為我國古代的一些有識之士所重視。他們極力倡導植樹和保護林木資源，所謂‘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為保證林木資源的持續(xù)利用，一些封建朝廷著力于護林和造林，甚至以法規(guī)政令的形式加以推行。

    對保護林木的認識

    中國古代對保護林木的意義有著深刻的認識?！豆茏印ち⒄分赋觯骸吧綕刹痪扔诨穑菽静恢吵?，國之貧也”；“山澤救于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荀子·王制》記載：“斬伐養(yǎng)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這是從發(fā)展經濟的角度強調了保護林木資源的意義。從保護環(huán)境、減少水旱災害的角度來講，《管子·度地》指出，應廣植林木，以固護水土，防止水害，“大者為之（堤），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漢書·貢禹傳》更明確指出“斬伐林木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因此應保護林木。唐代人們認識到大片山林的存在，有利于提高空氣濕度，減輕旱情，因此明文規(guī)定五岳及其他名山禁止樵采。《唐六典·卷七·虞部》云：“凡五岳及名山能蘊靈產異，興云至雨，有利于人者，皆禁樵采。”

    以法保護林木

    基于上述認識，先秦時期即作出保護林木的規(guī)定，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對砍伐林木在時間上加以限制，即所謂“時禁”?！兑葜軙の膫鳌吩疲骸吧搅址菚r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荀子·王制》云：“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管子·八觀》云：“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fā)必有時?！薄皶r禁”的目的，如《孟子·粱惠王上》所云：“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p>

    其次，制定禁止在山林焚燒的防火法令，即所謂“火憲”?！豆茏印ち⒄吩疲骸靶藁饝?，敬（警）山澤，林藪積草”；《禮記·月令》云：“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周禮·夏官司馬》云：“司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p>

    最后，規(guī)定對幼小林木不許濫伐。《逸周書·文傳》強調：“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保弧秶Z·魯語上》云：“山不槎蘗，澤不伐夭?！蹦康氖潜ＷC幼樹生長，保護林木的天然更新。

    以后各代也屢有護林法規(guī)政令出臺。云夢睡虎地秦簡《田律》明確規(guī)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本友訚h簡中有“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詔書曰：吏民毋得伐樹木，有無，四時言”，可見政府保護林木的詔令，已達邊塞軍事組織基層。宋代進一步申明野外禁火令，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又對軍隊砍柴做出限定，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朝廷又禁止內地人入林區(qū)購買木材，等等。清朝廷對山林亦嚴加保護，尤其是對其發(fā)祥地東北地區(qū)，禁伐禁獵極為嚴厲，外興安嶺林木因此得到保護。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又規(guī)定：“對毀壞樹木者，損一株，窮者罰種兩株，富者罰錢千文，以充公用?！?/p>

    各代還對違規(guī)者做出懲治規(guī)定，懲處極為嚴厲。漢宣帝護林律令云：“賊伐樹木禾稼……準盜論”，“人有盜柏，棄市”。東晉成帝咸康二年（336年）頒詔：“擅占山澤，強盜律論。”宋代規(guī)定：“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鼻宕洞笄迓芍啤吩疲骸盎柿晟角吧胶蟾饔薪?，若有盜砍樹株者，比照盜大祀神御物斬罪定奪，放火燒山者俱照前擬斷?！?/p>

    除朝廷頒布法令外，明清時期一些地方官府也以刻石立碑的形式曉諭百姓保護林木。如明神宗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在陜西甘泉縣兩岔鄉(xiāng)靈掌寺由延安府所立護林碑。清仁宗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山西洪洞縣廣勝寺有縣府所立護林碑，碑文曰：“此誠古剎名勝之區(qū)，自應加意培護，未便任意樵采……倘敢不遵示禁，私伐樹株者，許爾等指名稟縣，以憑究處?！辈粌H官府立碑，民間也立約，這表明保護林木的意識已深入民間，并成為鄉(xiāng)規(guī)民約。

    為加強管理，貫徹法令，各代王朝均設管理機構。周代管理山林的官員叫“山虞”“林衡”。周以后各代，也都設有管林機構，只是稱謂或有變動。這些機構的設立，為貫徹護林法令，有效地管理和保護林木資源提供了保證。

    提倡植樹造林

    古代一些王朝不僅以嚴法保護林木，還大力提倡植樹造林。由于這些林木關系民生與環(huán)境，所以得到了百姓擁護，成效顯著。

    第一，種植經濟林木可以改善百姓生計，增加國家稅收，故歷代王朝鼓勵種植經濟林，并以法規(guī)政令強制推行?！稘h書·景帝本紀》記載：“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睗h時經濟林的經營很廣泛，《史記·貨殖列傳》對此描述道：“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睋碛羞@些經濟林木的農家，都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利益，所謂“富給之資”足可“坐而待收”。

    北魏時，推行均田制，對所植樹木的品種、數量均做出規(guī)定。

    隋朝規(guī)定，永業(yè)田中植樹“皆遵后齊之制”，每畝“課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文帝時，按職官等級各分給永業(yè)田若干，“多者至一百頃，少者三十頃，并課樹以桑、榆及棗”。

    唐時規(guī)定：“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xiāng)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p>

    宋時，河北平原地帶天然林木稀少，為此朝廷“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官計其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租數?；畈患皵嫡吡P，責之補種”，這一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宋朝廷不但下令民間種樹，并以植樹的多少考課地方官員的政績，上司據情予以賞罰。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朝廷下詔規(guī)定：“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贝藭r的政令不僅強令植樹，而且強調對弄虛作假者治罪。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即詔告天下，要求“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 

    第二，行道林可護路，又可改善環(huán)境，因此也極受重視。種植行道林在我國很早就已成為一種制度。《周禮·秋官司寇》記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驛站）、井、樹”，這里的“樹”即行道樹，“野廬氏”是掌管這項工作的職官。秦統一六國后，即在全國廣修馳道，大植行道樹。隋唐兩代都很重視行道樹的綠化、美化作用，在通衢要道及城市街道廣植樹木。韋述《兩京記》記載，長安“自端門至定鼎門，七里一百卅七步，隋時種櫻桃、石榴、榆、柳，中為街道，通泉流渠?！彼鍩鄞髽I(yè)元年（公元605年）開鑿通濟渠，自板渚（今河南滎陽北）引黃河水，東南至江蘇盱眙入淮河，“河畔筑御道，樹以柳”，使沿岸得到美化。唐時亦規(guī)定在驛道上廣植樹木，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正月，令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京兆尹黎干“大發(fā)夫役種城內六街樹”。又據《舊唐書·吳湊傳》記載，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京兆尹吳湊率眾于京城街巷補植行道樹，以槐樹代替稀殘之榆樹，并于溝堤植柳”。對行道樹官府嚴加保護，唐代宗大歷八年（773年）令稱：“諸道路不得有耕種及斫伐樹木?！?/p>

    第三，護堤林可“捍風濤，固河堤”，作用十分明顯，我國很早就已種植。據《周禮·夏官司馬》記載，周代已設職官名曰“掌固”“司險”，來掌管護堤林的種植?！罢乒獭保罢菩蕹枪鶞铣貥淝獭?，即負責護城河堤的植樹?！八倦U”，“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即負責田間溝洫和道路的植樹。

    隋時開鑿大運河，朝廷鼓勵百姓沿堤植柳，規(guī)定：種柳一株，賞白絹一匹，百姓爭相種植。唐時在江河堤岸也多植柳，對此唐詩中多有反映，如“盡栽楊柳江南岸，一別江南兩度春”“何處未春先有思，柳條無力魏王堤”“襄陽堤路長，草碧柳枝黃”“種柳柳江邊”“巫峽巫山楊柳多”等，描述了江南、洛陽及漢江、柳江、長江堤岸的植柳護堤景況。如此大規(guī)模的堤岸植樹活動，顯然是在官府的推動下完成的。

    在長江沿岸易受水災之處，也植樹造林，如荊湖北路江陵府“瀕大江（長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托”，知府袁樞調兵民“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護堤林得到嚴格的保護，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規(guī)定：對滑州河清軍士盜伐沿堤林木者決配廣南遠惡州牢城。除江河堤岸外，南方的圩田也植樹固堤，尤其是皖江（長江流經安徽段）地區(qū)的護圩林很出名。

    除營造以上三種功能的林木外，我國古代也實行山地育林，特別在明清時期，山地造林之風很盛。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各王朝在保護林木資源上的一致性和延續(xù)性。我們還可以從古人的一些做法中總結出如下三點：①以法治林，即以嚴法規(guī)范人們的護林行為以及依法嚴厲打擊毀林現象，體現了國家、社會的強制性；②將護林造林與百姓利益相結合，即體現利益原則，百姓毀林往往與生計窘迫及用材無著有關，古代多植經濟林、用材林，使百姓從中獲益，這有利于根本解決盜伐問題，也使百姓具有了護林造林的內在動力；③林木的承包管理，如黃可潤的做法。這是防止疏于管理以至種樹不見樹的有效管理方法。這三點，在今天仍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據《北京林業(yè)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