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文梅

    2017年9月28日，一篇名為《愿您今后多去喝茶唱歌，也常回來坐坐》的文章在公益圈里刷屏了。文中充溢著對同一天正式卸任理事長一職、光榮退休的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的感謝和祝福。這篇文章發(fā)表于中和農(nóng)信官方微信公眾號，文中稱段應碧為“一位有責任有能力、可親可敬的長輩”，盡述他在履職期間的努力和盡責，文章跟帖評論者多為基金會內(nèi)部的普通員工，他們從不同角度表達了對段應碧多年工作的肯定、贊賞和不舍之情。

    這引起了《公益時報》記者的好奇和興趣——據(jù)了解，段應碧今年77歲，在中國扶貧基金會工作了12年。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樣的基金會會長，12年的公益扶貧之路，他又給并肩前行的同仁和后輩們帶來了些什么、留下了些什么？

    “咱們不按照你那個采訪提綱說行不行??？能不能我自己想說點什么就說點什么？其實我還是不大愿意說個人，個人有什么說頭哩？我也不喜歡說‘官話’，就當聊聊天吧，我更多地想說點在公益組織干了十多年到現(xiàn)在的一點個人體會?！?/p>

    2017年10月中旬，在中國扶貧基金會段應碧會長的辦公室里，他與《公益時報》記者剛一打照面，就用夾雜著四川口音的普通話笑瞇瞇地“丟”過來這么一句。

    段應碧頭發(fā)全白，看上去偏瘦，身板卻顯得很硬朗。他總是還沒開口就先“嘿嘿”地跟你笑，話語間始終透著幾分從容、睿智和幽默。

    采訪中，段應碧跟《公益時報》記者談起中國扶貧基金會早期的“母嬰平安120行動”，該項目不僅是他到基金會工作以后考察的第一個項目，也讓他真正意識到公益組織在現(xiàn)代社會治理體系中不但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對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談到中國扶貧基金會對貧困大學生的資助幫扶時，段應碧給《公益時報》記者講述了當年自己是如何靠著信用社資助的八塊錢上初中的故事。

    “那一年，我跑到縣里去考初中，沒想到還真考上了，當時我們一幫同學就我一個人考上了。考上之后惱火的事情就來了，上初中要交八塊錢——六塊錢的伙食費和兩塊錢的學費，我去哪兒找這個錢哩？那天我的老父親就領著我去賣豬。走到半道上碰見我們村的一個農(nóng)會干部，他就問我們干啥去，我們說去賣豬。他很奇怪：‘咋這個時候賣豬？’因為那時候農(nóng)民養(yǎng)豬一般都是等著到年底殺年豬去賣的。我老父親就說沒辦法，娃娃要讀書，沒錢，賣了豬才好湊錢。這位農(nóng)會干部聽聞后，現(xiàn)場寫了張字據(jù)，又從另一個口袋掏出一盒紅色的印泥，讓我們按個手印，說這錢信用社借給我，然后當場就把八塊錢給我們了?！?/p>

    這段經(jīng)歷讓段應碧終身難忘，這也成為他后來不遺余力地支持農(nóng)村小額信貸項目的動力。但他說，離任前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讓政府和業(yè)界真正認識小額信貸的作用，沒能為同事們打開工作局面打個好基礎，這件事最讓他掛心。說到此處，段應碧的眼圈紅了。

    談到如何看待中國未來的公益之路，段應碧認為，其實每個人都有愛心，但當下中國參與公益的人還是少數(shù)。雖說現(xiàn)在年輕人生存競爭激烈，都要忙著掙錢過日子，但也不能光顧著自己眼前的這一畝三分地，人的一生還是要做點有意義的事。

    “就拿我來說，我自己也知道，我的人生也快走到了終點，即將到達彼岸，但我自己覺得在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這12年很有意義，因為我還是為社會做了些好事和善事。我在這里一不拿錢二不領取啥報酬，干多干少是一回事，但至少我認真地干了一些事。我這輩子，在工作上為農(nóng)民、為窮人盡力做了一些事，心還是比較安的。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p>

    訪談

    實現(xiàn)“全面脫貧”關鍵在人

    《公益時報》：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作出“到2020年現(xiàn)行標準下農(nóng)村貧困人口實現(xiàn)脫貧”的承諾。根據(jù)您在扶貧一線多年的工作經(jīng)驗，您認為三年之后是否能夠實現(xiàn)這個目標？

    段應碧：這個目標，我認為是個底線目標，就是說你無論如何必須做到。因為中國共產(chǎn)黨說話是算數(shù)的，到了2020年我們宣布進入全面小康社會，肯定要給大家一個交代，如果到時候還遺留下很多農(nóng)村貧困人口，或者還有些農(nóng)村貧困戶明明沒有脫貧，卻是“被脫貧、被小康”的話，那我們黨的公信力體現(xiàn)在何處？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diào)“脫貧攻堅不落下一個貧困群眾”，說的就是最底線的目標。因為我們強調(diào)的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非“基本建設小康社會”。

    從目前的發(fā)展現(xiàn)狀來看，我認為這個目標可以實現(xiàn)。從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扶貧工作高度重視，采取的措施力度也很大。無論是在重視的程度、投入的強度、工作的力度等方面都是空前的。從前幾年到現(xiàn)在的數(shù)據(jù)來看，每年都可以減少一千多萬的貧困人口，這個勢頭當然很好，但要最終實現(xiàn)這個目標，難度也是很大的。

    《公益時報》：您覺得困難可能會出現(xiàn)在哪些方面？

    段應碧：難度最大的就是“深度貧困問題”，難就難在這個地方。比如西藏和四省藏區(qū)、南疆四地州、四川涼山、云南怒江、甘肅臨夏等地區(qū)，造成這些地區(qū)貧困的原因也是多種多樣的，不光是基礎設施差、收入水平低，當?shù)氐纳鐣w發(fā)育程度都很低，這樣的情況下要完成全面脫貧，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樣這個目標還是能實現(xiàn)的，我們還有三年時間。它的實現(xiàn)主要靠兩條——

    一個是靠資金，一個是靠工作。錢咱們現(xiàn)在不缺，能拿的出來，最關鍵的是工作做得要跟的上去。算起來目前咱們的深度貧困人口500多萬，從咱們國家的現(xiàn)有力量和能力來說，這不是解決不了的問題?，F(xiàn)在我不擔心錢的問題，擔心的是如何能把工作做到位，包括咱們一線的基層干部如何蹋下心來去努力，把這項工作真正落實好。

    品牌項目和公信力是公益組織立身之本

    《公益時報》：在中國扶貧基金會工作12年間，您認為作為一家公益組織，安身立命、健康發(fā)展的根本是什么？

    段應碧：公益慈善組織除了對政府工作的拾遺補缺，還有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發(fā)育，通俗一點就是“傳播愛心”。一個社會要想正向的發(fā)展，就要提倡一個“善”字，如何把這個“善”字發(fā)揚光大，公益慈善組織的作用就體現(xiàn)出來了。

    一般基金會都講“籌資規(guī)?！薄ⅰ笆芤嫒丝凇?，我們基金會還要加一點：“參與人數(shù)”。過去公益籌資光是盯著那些老板，好像普通老百姓就沒事似的，扶貧基金會在這方面還是做得比較好的。

    據(jù)我們的統(tǒng)計，每年我們基金會募捐所得的占比中，普通民眾那種十塊、八塊的捐款分量不小，占了40%以上，捐款額度將近2個億，差不多是我們年度總籌資的一半了。在我看來，那些身家?guī)资畟€億的老板捐個幾百萬，和那些退休工資也就2000、3000塊錢的工人捐出的十塊錢，慈善之心是一樣的，同樣值得尊敬。

    在基金會工作中，我覺得有兩個關鍵點：

    第一就是要有品牌項目。你不能憑會長的人脈關系去籌資，而是要靠你做的項目去籌資。你的項目做得好，有真實的故事可講，能夠感動別人——這樣的籌資才是有分量的，可持續(xù)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強調(diào)一點：我們不承諾做不到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你給我錢我也不能要。我們的項目要看得見、落得實，能夠真正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人家自然愿意奉獻愛心。我們培育一個項目最少三年的時間，從可行性調(diào)研到項目落地，這中間需要我們的工作人員付出大量的心血，最終才能夠拿出實實在在可行的東西。那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張嘴一說“我們做這個！我們做那個！”

    第二點就是一定要有“公信力”，絕對不能來假的。我坦率地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坐在玻璃缸里頭的，四面八方都可以觀察到你、看得到你，咱們沒有保密的事情哩。

    這個東西你怎么保密？我們的賬目誰都可以隨時來看，你要來假的那是不行的。捐錢的人最擔心的一條就是被騙了，自己的愛心錢沒有花到實處，這是他們?nèi)f萬不能接受的。比如一個老板，他掙點錢也不容易，他覺得自己成功了，就拿出一部分錢做公益捐助，表達自己的慈善之心。但如果這筆錢一下子沒弄好，他心里頭是會很難受的。

    比如曹德旺當時給我們捐兩個億，談好合作要簽字的時候，他覺得那些年輕人會不會不大穩(wěn)妥，就直接提出說“把你們會長叫來簽字！”他覺得這個會長年紀也不小了，大小還是個官，怎么也不會亂來。最后我去當面跟他簽了字，他才把這兩個億捐了。

    《公益時報》：您去跟曹德旺說了什么，他才把心放進肚子里了？

    段應碧：我去了也不跟他夸什么海口，我就跟他說：“這個事我們能做好！”就是讓他放心，讓他自己明確捐贈意愿，我們有一套具體的工作方法，能夠把它執(zhí)行好落實好。

    現(xiàn)在我們基金會還會定期讓捐款者自己選出一些代表，到他們所捐贈的項目地區(qū)進行實地考察，讓他們親眼看看這個事情到底做得怎么樣，進展如何，讓他們心里踏實。

    分層決策負責制，資歷關系靠邊站

    《公益時報》：作為一家成立28年的老牌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在內(nèi)部治理及項目管理這兩方面有何獨特的經(jīng)驗可以分享？

    （下轉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