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捐給誰：政府逐漸退出捐贈市場

    慈善捐贈一向被視作民間行為，但我國政府長期以來卻是主要的善款接收方，這樣的現(xiàn)象以2013年的蘆山地震為標志得到顯著的扭轉。

    蘆山地震發(fā)生后，公益界迅即開展救災和勸募活動，民政部予以積極回應，發(fā)《公告》要求：“個人、單位有向災區(qū)捐贈意愿的，提倡通過依法登記、有救災宗旨的公益慈善組織和災區(qū)民政部門進行?！边@是救災勸募從行政干預機制轉變?yōu)樯鐣x擇機制、政府主動退出募捐市場的轉折點。這意味著全國3000多家公募和私募基金會的救災募捐都不再受限制。

    行政干預退，社會熱情漲，公眾救災捐款第一次可以完全自主選擇受捐機構。

    政府部門能否徹底退出公益募捐市場，一方面取決于政府的決心和行動，另一方面也取決于公益慈善組織的行動和努力，更取決于以企業(yè)、公眾為代表的捐贈人的選擇和行動，三者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促進。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發(fā)布的《2013中國捐贈百杰榜》也發(fā)現(xiàn)，2013年各級人民政府接受的個人大額捐贈不超過7億元，占比低于6%。而在147億元的個人大額捐贈總額中，各類基金會接收的捐贈總額超過110億元，占到了總數(shù)的75%。

    最近兩年來，包括基金會在內的社會組織已經(jīng)成為募集和吸納慈善捐款的主力軍。

    （五）捐贈保障：完善捐贈激勵的制度化

    2013年，中國慈善政策迎來了實質性的突破，除慈善稅收激勵外，慈善組織注冊、慈善組織定位以及慈善立法等關鍵性問題也都有了明確的方向。尤其是《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是勾勒了現(xiàn)代慈善發(fā)展所需要的政策法律環(huán)境。

    首先，企業(yè)慈善捐贈的稅前扣除額度獲得了實質性的提升。2013年2月，發(fā)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共同發(fā)布《國務院批轉發(fā)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其中第21條規(guī)定：“落實并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yōu)惠政策，對企業(yè)公益性捐贈支出超過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允許結轉以后年度扣除?！边@也是我國首次在政府部門發(fā)布的文件之中，對慈善稅收減免的結轉問題予以明確。

    除了稅前資格額度的提升以外，黨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慈善捐助減免稅制度”，結合其撰稿原則，決議提到的內容必須是可操作和可落實的，這將直接解決目前慈善組織的稅收優(yōu)惠某種程度上還不如商業(yè)企業(yè)的窘境。具體來說，意味著稅收減免體系的完善，股權捐贈將獲得免稅，慈善組織的免稅資格獲取也將更加便利。

    （六）捐后問責：捐贈市場公信力緩慢建立

    在2013年的慈展會上，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連續(xù)第五年發(fā)布了《中國慈善透明報告》。報告顯示，2013年我國慈善組織的平均透明指數(shù)達到了43.11，盡管仍然徘徊在及格范圍之外，但與2012年度平均33分的情況相比，還是取得了33.1%的增幅。

    可以看到，目前公益行業(yè)內可用于參考執(zhí)行的信息公開標準已經(jīng)日益科學化和全面化，慈善組織的信息公開類別、內容、程度得到了不斷細化，讓不同類型的組織在進行信息公開工作時都已實現(xiàn)了有據(jù)可依。

    但在《中國慈善透明報告》所作的公眾滿意度調查中，僅有20%的公眾對公益組織在2013年的信息披露工作感到滿意?？梢?，公益組織的公信力建設仍然任重道遠。

    這一問題的產生，首先緣于慈善事業(yè)基本法的缺失。盡管從現(xiàn)存的《基金會管理條例》與《基金會信息公布辦法》均對基金會的信息披露提出了專門要求，并要求登記管理機關對違規(guī)行為“責令改正”。但在現(xiàn)實中，未完成信息披露工作的基金會很少因此而受到處罰。

    這種情況的發(fā)生，歸根結底源于現(xiàn)行單項管理條例的位階較低，且內容也不完善，無法對基金會的行為形成約束。

    2013年10月，《慈善事業(yè)法》已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guī)劃第一類項目。這一信號被視作中國慈善立法駛上快車道的信號。一旦該法立法完成，慈善管理體制與募捐規(guī)范得到明確，對慈善組織信息公開的管理將立即得到加強。

    而另一方面，引導公眾正確理解慈善組織的信息披露工作，認識到慈善機構的透明應以法律為界，保持在合理邊界內而不至影響正常工作，是整個公益界都應重視的問題。

    （高文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