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各路紅人像雨后春筍般出現于各種新興媒體之上。在這些紅人之中，擁有上千萬“粉絲”的陳里是個十分特殊的角色。他是土生土長的河南人，是老百姓眼中的“大官”，卻敢于把自己的個人信息公布網絡，接受群眾的監(jiān)督，聆聽網絡上的各種聲音；他的職位是陜西公安廳副廳長，同時也是一個文化人，身為管理學博士、碩導、陜西省法學會副會長的他，非常樂意于和公眾探討中國轉型中的任何社會問題，尤其是關于民生、三農、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的難題。

    陳里常說他是個農家的孩子，深刻地明白民間的苦，他說：“現在的中國有8億農民，3億農民工，他們不曾擁有充沛的資源，城鎮(zhèn)化的進程使他們其中的有些人來到城市，卻不能獲得有尊嚴的幫助，這部分人不幸福，有何中國夢可言？”

    2013年4月12日晚11時，陳里連續(xù)在新浪發(fā)出三條微博，呼吁國內快餐店為殘疾人、老年貧困者和流動兒童提供一些“待餐盒飯”。這三聲“疾呼”很快被臺灣人高文麒看到，并在第二天就在自己西安的快餐店里實施了起來。隨后，陳里的“待用公益”模式得到更多的企業(yè)和民眾的響應，目前，有來自15個省的25個城市都已經成為了“待用公益”的實施城市。

    陳里對公益事業(yè)有著讓常人難以想象的熱忱，帶著“富而有愛，貧而有助，傳遞愛心”的主旨，陳里在信息的世界里掀起一波浪潮，試圖讓公益更貼近中國現狀、更接地氣、更有效率。

    本期公益第一訪談，《公益時報》記者對話陳里，探討陳氏“待用公益”在中國的現狀和明天。

    《公益時報》：目前中國公益事業(yè)的模式愈加多樣，你選擇以“待用模式”做公益的目的是什么？

    陳里：我長期研究三農、社會管理問題，知道農民犯罪的原因是什么。這里不僅僅有貧窮的原因，還有這個社會并未給他們基本的尊重。選擇“待用公益”，是為了最大程度上喚醒沉淀在人們心中太久的愛心，讓需要幫助的人們接受有尊嚴的救助，“待用公益”就是這樣一種公益模式。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的人民并不缺乏濃郁的愛心，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適的釋放愛心的渠道。你知道，愛心憋得太久是會生病的，人會生病，大家庭也一樣，社會倚靠合理有效的愛心釋放途徑來保持良性運轉，富起來的人和貧窮的人在這個理念驅使下找到手拉手、心連心的平臺，這也是教育孩子的好方式。

    《公益時報》：我們知道在國外有一種“待用咖啡”模式，那么以你的理解，我們中國的“待用公益”文化跟國外的有什么不同？

    陳里：“待用咖啡”是指在咖啡館消費的人提前多買一兩杯“寄存”在店里，一旦有囊中羞澀的貧困者詢問店家是否有“待用咖啡”時，侍者就可以讓其享用此前人們已付過錢的“待用咖啡”。然而，在中國，咖啡并非是老百姓的必需品，那些在街頭流浪為生的人能夠喝上一杯白水，吃上幾個包子，似乎比喝上咖啡更重要、更貼近真實的社會需求，因此，待用模式在中國的“本土化”就顯得勢在必行。“待用快餐”、“待用學費”、“待用撫贍”，是“待用公益”未來發(fā)展非常重要的幾部分。

    而待用電影票、待用旅游門票、待用飲料、待用愛心書包、待用隨行車位等都是“待用公益”的體現。我認為所謂待用公益，這是一份有尊嚴的等待，并讓這份等待有所實用。待用公益應成為一種模式，而非聚焦某種特定商品。你看以往許多超市準備許多雨傘，使用者拿走一去不復返。而現在90%的公共衛(wèi)生間和大飯店，尷尬得連衛(wèi)生紙都沒有，這些都是中國待用公益應該捕捉的點。

    其次我認為，中國式“待用公益”必須是個特別尊重人尊嚴的公益模式，這個是“鐵律”。就現實而言，基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待用公益在我國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的確會遇到一些難題，譬如說街頭流浪者和低收入者或許因為警戒心而拒絕你的好意。但我想，這些問題都只是暫時的，形成規(guī)模、打開知名度后，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我們也可以想一些現實的方法，比如說可以給這些街頭流浪者一些領取憑證，直接到餐廳領取，避免尷尬，施助人在購買“待用物品”的時候，不要和救助人見面，不要產生直接接觸，還可以在餐廳另設房間。這些都可以規(guī)避“待用公益”施行中可能遇見的尷尬。

    《公益時報》：每一種新生事物，在發(fā)展之初，幾乎都會受到不理解甚至打擊，“待用公益”同樣不能逃脫這樣的宿命，那么面對這些質疑，你內心深處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陳里：我們現在的社會，說的人往往理直氣壯，做的時候往往不見其人。我希望在公益事業(yè)上，大家少指責、多參與。因為社會上需要做的事越來越多，行動永遠勝于話語。其實，根據我的實際經驗，我有“兩個沒想到”。一是沒有想到會有這么多人愿意捐，現在的人買一斤韭菜都討價還價，但是老百姓愿意把十塊、二十塊放在素不相識的老板那里，愿意把這碗飯送給素不相識的人吃。在今天誠信缺失、信仰缺失的情況下還有這么多人愿意奉獻，這說明老百姓的愛心水平是很高的。第二個沒想到，本來很多人以為會有很多人去冒領待用餐，但是兩個月過去了，沒發(fā)生一起這樣的不該吃的人吃了的這種情況，這說明，大家把弱勢群體的道德水平估計得太低了。很多事情，需要做了之后再來“罵”，不能有一種惡意推測的“慣性”。我認為，即便不想認捐，有愛心的人看到不愿意去政府救助站的流浪漢，主動停下腳步善意地告知他們待用快餐的具體地址也是一種功德。如果把“罵”的時間用在這兒，那么待用公益事業(yè)又推動了一大步。

    《公益時報》：你獲得了2012年度人民網十大個人微博第一名，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你覺得通過微博這種新媒體真的就能把“待用公益”這么大的一個盤子運轉起來嗎？

    陳里：2012年10月2日，陜西華山當晚突發(fā)游客滯留情況，我用微博直播成功幫助了游客進行疏散；12月10日，我又用兩小時在微博上挽救了一對西安的輕生母子。我覺得正是有了微博這種現代媒體，人們的聲音，尤其是底層的聲音才可以更直接有效地被表達出來。就拿“待用快餐”來說，這個公益活動在運行過程中產生的所有問題，公眾都可以在新浪微博“@待用快餐”和待用快餐的公益網站上進行投訴曝光。現在因為新媒體，官民可以有很多的溝通，媒體和公益人也能形成很好的聯(lián)動，現在已經有了數十家媒體跟進“待用公益”的報道，而且我還發(fā)現許多省份和城市的共青團官方微博在響應推動，很多公益組織在支持響應。以這種合勢做公益的感覺非常好！

    我期待更多的地方政府、民政部門、共青團、婦聯(lián)、老齡委響應支持，讓他們與公益組織聯(lián)手推動，這和黨的政策是一致的。黨和政府做宏觀上的指導和保障，民間微觀參與實施。

    《公益時報》：說一個很真實的窘境，現在是一個誠信危機的時代，怎樣在這種環(huán)境下，保證店鋪將愛心商品真實發(fā)放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又如何規(guī)避“吃白食”、“霸王餐”等違背公益愿景的不良現象？

    陳里：商家把生意看得像生命一樣，我相信他們會認真對待?？梢灾v究“事不過三”原則，把奉獻愛心人士的姓名及已領取數、剩余數公布在店門外，顧客可以隨時監(jiān)督。誠信是靈魂，是市場正常運行的基礎，市場呼喚商家的誠信，與此同時，我也希望能有一個正規(guī)、統(tǒng)一的制度。比如說，我們可以征集愛心貼或其他標記，設置一個“待用快餐”的統(tǒng)一標記，經過審查，我們會授權給店鋪愛心“待用快餐”標識。

    而我們救助的對象，殘疾人、流浪兒童、低保的老弱病殘、沒有找到工作的農民工，還有因特殊原因經濟窘困的人，如果有相關證件最好，但是證件并不能涵蓋所有的需要幫助的人，所以如果沒有證件也沒有關系。而且，這些待幫助的人一般外相特征比較明顯，從外在樣貌可以做一個基本的判斷，當然，外在體面的人也可能遭遇丟錢包這種窘境，那么給他一份待用餐也無可厚非。

    如果有人的身份實在不好甄別，商家可以為待用快餐設定領取上限，對重復領用的人的身份進行一定的核實，確保這項公益活動真正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對那些有勞動能力、蹭吃蹭喝的人進行必要的限制。我始終認為，人的自尊心還是有的，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了圖小利而不停撒謊，那么他的心理一定有問題。但我相信“待用公益”模式會感動他，最終使他成為一個正常的人。

    （本報記者 艾已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