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

    制度轉(zhuǎn)型

    “蘭考”事件反映出中國的兒童福利制度需要大轉(zhuǎn)型。

    轉(zhuǎn)型時代來了，我們依然用傳統(tǒng)的法律、理念來解讀和處理是不行的。2010年我還在民政部，推出了孤兒津貼制度。這是第一次制度性和體制性的突破。我國從計劃經(jīng)濟轉(zhuǎn)向市場經(jīng)濟時，需要一系列的社會設(shè)施和社會福利作為補充，但這些補充一直沒跟上，因此出現(xiàn)缺陷。2010年是個大的轉(zhuǎn)折點，孤兒福利政策建起來了，中央財政拿出25億。

    袁厲害這樣的社會愛心人士的出現(xiàn)，我認為這是當時整個社會體制無奈下的一種愛心奉獻。很多人說她是“收養(yǎng)”我認為不對，一兩個孩子是收養(yǎng)，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孩子還是收養(yǎng)嗎？我認為她在辦民間兒童福利院，是愛心奉獻。

    這樣的孤殘孩子怎么辦？這個問題很復雜，簡單拷問蘭考火災原因是不行的。國家兒童福利制度到轉(zhuǎn)型的時候了。第一步是孤兒，第二步是重殘兒童，包括大病，過去我們認為這些是家庭責任、社會責任，現(xiàn)在要轉(zhuǎn)到國家責任和政府責任。

    “三無狀態(tài)”

    我認為不應對民辦福利院進行過多的指責，更不要說取締。這些年他們做出了很多貢獻，我們首先應該肯定他們的愛心奉獻。當然，如果其行為觸犯了法律是另外一回事。

    我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一直說，對于袁厲害辦福利院的做法，政府部門應該用“不妥”這個詞，而不是“違法收養(yǎng)”。如果說“違法”為什么還存在這么多年呢？“違法收養(yǎng)”的說法和定性我認為是不妥的。這樣的定性會讓政府和民間產(chǎn)生極大的被動。

    “蘭考火災”的危機來了，政府和民間不應陷入對立。我認為應該人性化，大家坐下來對話，一同解決問題，要把民間和政府之間的“結(jié)”破掉。其實問題很簡單，不需要諱莫如深，就是正視目前的“三無”狀態(tài)：沒有兒童福利法、沒有資金、沒有設(shè)施。這是制度層面的缺失，不單是河南的問題。

    目前殘疾兒童都是由家庭負責，國家沒有體制性安排。日本1948年就制定了《兒童福利法》，而我國至今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保障兒童福利。這不是哪個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沒有形成共識，對“福利”概念不了解，甚至害怕，所以至今沒有專門的兒童福利法和救助法。

    解決之道

    首先，要有專門的兒童福利法。第二，要建立起獨立、發(fā)達的兒童福利的專業(yè)化行政系統(tǒng)。國家兒童福利局在全世界是普遍存在的，而我國還沒有這樣的機構(gòu)。兒童和青少年福利在很多國家都是由專門的“部”或“局”來負責，所以才會有專門的社會工作人員。第三，要有專業(yè)化的兒童福利設(shè)施。設(shè)施不是指建多少體育館、少年宮，而是要在社區(qū)建立兒童游樂設(shè)施，要有照料普通兒童的地方，香港叫庇護所或庇護中心。

    兒童問題不單是孤兒和殘疾兒童的問題，而是綜合性的問題。

    袁厲害這樣的愛心人士的出現(xiàn)是一種社會需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因為社會問題依然存在。

    民辦福利院是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都是一樣，民辦兒童福利院是一個趨勢，不應取締而是健全。政府部門與民間機構(gòu)要建立聯(lián)系，鼓勵更多的孩子回歸家庭。這次蘭考事件我們要冷靜下來，理性思考解決之道，這非常重要。 

    （本報記者劉麗波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