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間慈善與義演活動（上）
籌賑義演，顧名思義，是指為籌集賑災款項而專門發(fā)起的各種義務性演出活動。晚清時期新型義賑活動的興起和發(fā)展，是中國傳統(tǒng)救荒(亦稱賑災)機制發(fā)生革命性演變的重要標志。它不僅傳承了本土救荒活動的積極因素，而且融合了諸多新興社會資源，成為一項極具特色的現代公益事業(yè)。
“丁戊奇荒”與民間義賑：發(fā)放賑銀100多萬兩
談及籌賑義演在中國社會中的出現背景，必須從19世紀70年代中后期肆虐于華北地區(qū)的特大旱災——“丁戊奇荒”說起。這場災荒從光緒二年(1876年)一直持續(xù)到光緒五年(1879年)，席卷了山西、河南、陜西、直隸、山東五省，還波及了蘇北、皖北、隴東和川北等地區(qū)。由于光緒三、四年(1877年、1878年)間災情達到最高潮，又因該兩年干支為丁丑和戊寅，故后來文獻多以“丁戊奇荒”稱之。其所造成的死亡人口總數，估計在950萬至2000萬之間，堪稱是極為慘酷的一次災荒。
面對如此奇荒，被太平天國戰(zhàn)爭大傷元氣的清廷，根本無法提供足夠的救濟力量。加以受到西方對華賑災行動的刺激，中國社會中興起了以江南士紳為主體的新型義賑活動。這場義賑歷時四年有余，總共募集并散放賑銀100多萬兩，歷賑山東、河南、山西、直隸四省50余州縣，救濟災民總數超過百萬。這一行動，不僅打破了自古以來國家荒政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也革新了百弊叢生的傳統(tǒng)救荒體制，突破了以往民間賑災活動的地域藩籬，使中國的賑災事業(yè)進入新的階段。
與早先主要依靠地方社會中紳富捐助的救災活動不同，新型義賑發(fā)起的籌賑活動大大超越了中國傳統(tǒng)募賑機制。無論是就社會動員的廣度還是深度而言，義賑募捐都遠遠超過傳統(tǒng)時代。從江南地區(qū)為始，大批江南紳商聯(lián)合并借助本地發(fā)達的慈善組織，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募捐宣傳和收捐活動。一時間，各色人等踴躍助賑，蔚為風氣。上起達官富室，下至卜醫(yī)、營兵、鄉(xiāng)農、婦女、童子、僧人、傭工、倡優(yōu)、妓女、乞丐，紛紛慷慨解囊。義賑集捐范圍也從江浙兩省迅速擴展到國內其他許多省份，甚至于日本橫濱、長崎、美國舊金山等華僑聚集之地。這也是此前中國救荒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正是在這股為義賑廣泛募捐的熱潮中，第一次出現了有據可查的籌賑義演活動。光緒三年三月十三日(1877年4月26日)，上海鶴鳴戲園在《申報》上發(fā)布告白稱：“從本月十五日起，至端午日止，每日所得戲資，除去房租、火食外，各伶人皆不取辛工，所有余銀愿為山東賑款。”從報紙后附廣告內容可知，這是一家演出傳統(tǒng)戲劇的戲園。不過，在《申報》主筆蔣芷湘眼中，更愿意將這次義演活動視為對西方義演手法的效仿。
原來，光緒二年(1876年)下半年，華北大荒的消息已在國內不脛而走。從《申報》的報道可知，當時便有不少社會人士為募賑出謀劃策。蔣芷湘也是其中的一位，而他大力推薦的一個方法，就是效仿西方義演活動。他在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77年2月8日)的《申報》上發(fā)表了《論演戲救災事》的社論，首次向國人介紹了西方的義演形式。其中列舉的第一個例子，是上海“日前有英國戰(zhàn)船猝遭沉溺”后，在滬西方熱心人士即“相集演劇，于赴觀者皆稅其貲，即以是夕所稅之貲盡為周濟沉瀹家屬之用”。蔣芷湘由此又想到了另一個事例，即“去冬上海租界寄居之法人緣法國有一地方饑荒，法人之在滬者欲集資以賑之，亦用此法，演戲兩日，所得之資盡行寄往以助賑務”。鑒于這時煙臺等處“災荒甚巨”，蔣芷湘希望上海“各戲館知西人有此辦法，或能觸目動心，有此一舉”，則“從此滬上各戲館之美名，亦可與西人演戲行善之美名，同見稱于一時也”。
在鶴鳴戲園舉行義演后兩天，即三月十七日(4月30日)，蔣芷湘又刊發(fā)了一篇《書本報戲資助賑告白后》的社論，對鶴鳴戲園義演之舉的意義進行了闡述。他在文中首先再次回顧了寓滬西人的義演活動，并稱自己“深嘉西人之志，故屢論之，并常勸中國戲館如法辦理”。所以在得知鶴鳴戲園發(fā)起義演之舉后，“余為之喜而不能寐，蓋喜余言之未盡付諸東風也”。
以鶴鳴戲園義演為發(fā)端，上海在光緒三、四年(1877年、1878年)間連續(xù)出現了一系列傳統(tǒng)戲園的義演助賑活動。光緒三年三月二十八日(1877年5月11日)，久樂園順天樂班在《申報》上發(fā)布演戲助賑的公啟，聲明自己受到“西國官商之來華者亦復集貲”助賑的激勵，故而決定以一月內演出“所得票金支發(fā)園租、工食外，其余全數上繳廣肇公所代交招商局總憲，酌量分寄山東、江北各屬助賑”。光緒四年(1878年)四月間，在上海義賑同人的推動下，戲園義演助賑出現了一次頗具規(guī)模的聯(lián)合行動。丹桂戲園、大觀戲園和天仙戲園“邀集名優(yōu)，排演新戲，所集戲資除茶點開銷之外，余洋盡數送交果育堂助賑”。盡管出現在上海的這些義演助賑活動成效有限，但其社會影響并不小。光緒三年(1878年)五月間，蘇州紳士、義賑領袖之一的謝家福在起草募捐公啟時，就把戲園義演和西方助賑并列作為激勸國人奮起的顯著例子：“現在梨園子弟、西國教堂尚且慨然助賑，況我人生同中國，品列士林，容有靳此區(qū)區(qū)之理。”
賑災義演的發(fā)展：新派“義演”放幻燈看煙火
在針對“丁戊奇荒”的義賑行動結束之后，到進入20世紀之前，義演助賑雖然沒有成為義賑募捐的常用手法，舉辦次數也很少，卻是不絕如縷，甚至還出現了一些頗有新意的發(fā)展。
這種新意的第一個體現，是義演內容上的新嘗試。光緒十一年(1885年)十月間，上海高易賑所為籌賑舉辦了一次義演活動。這次義演的內容并非是傳統(tǒng)戲園的演出，而是邀請顏永京、吳虹玉兩人“特設西法影戲，在格致書院開演，所得戲資悉數充賑”。其實，這里所謂的“西法影戲”，并非電影，而是用幻燈片形式播放關于外國各地風情的圖片。就目前所知，這可能是幻燈影片在中國最早的一次公開展示。光緒十二年(1886年)七月間，高易賑所又組織了一次帶有觀賞性質的煙火助賑會，其法是因“有善士從粵東精制煙火數十合，味莼園主借園演放，凡往觀者收洋三角，其資撥充山東賑款”。這種從演出內容上追求突破以吸引觀眾的嘗試，在進入20世紀以后的籌賑義演中得到了更多發(fā)揚。
這一時期義演助賑的第二個新意，是其在地域上的拓展。如前所述，籌賑義演自光緒初期興起以來，一直集中在上海地界。而到了光緒中期，漢口一帶也出現了較具影響的義演助賑活動。光緒十三年(1887年)五月間，上海與昌賑所主持人陳竹坪收到一筆260余兩的捐賑款項，據轉交人稱，這筆賑款來自漢口，系當地善士吳奇純“因深悉需賑之急，募賑之難，遂仿前年演戲助賑章程，邀首人數十位，各自下帖，接人看戲，每位出錢一千文，竟得集成巨款”。按照這里的說法，漢口此前也曾舉辦過義演助賑活動。據上海義賑同人進一步了解，漢口的籌賑義演確實已有先例，但并非前年，而是上年，“其法由首事邀集數人，擇日下帖，請各鋪戶觀劇，每會出錢一千文，由一會至百會，湊集匯總，以作賑需”。光緒十五年(1889年)年初，上海陳家木橋賑所收到湖北牙厘總局道員江雨棠匯來賑款，據稱是其“籌勸武漢同人以演劇之資，集款助賑”所得。光緒十九年(1893年)七月間，因當時籌賑維艱，不少熱心人士紛紛為義賑設法，“有謂光緒十三年漢鎮(zhèn)演劇集資助賑，為數較巨，宜函請漢號善商援照辦理者”。由此可見，武漢的義演活動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總體說來，在20世紀之前，義演助賑在義賑募捐活動中的作用和影響都還十分有限。以往研究表明，在這一時期，義賑募捐活動的動力機制，主要依賴以福報話語為中心的社會思想基礎。而在戊戌時期之后，隨著思想啟蒙運動的不斷擴展，特別是在城市空間中，傳統(tǒng)中國的天理觀、災異觀備受沖擊，福報觀念的社會影響亦日趨衰退。進入20世紀，主要立足于城市的義賑活動也越來越少地運用福報話語進行募捐，而義演作為一種適應新型市民文化生活的募捐方式，日漸變得豐富多彩起來，其地位也得到了極大的抬升。
(據《北京日報》)